中国在科技领域取得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电商的蓬勃发展、移动支付的广泛普及等，无不让世界侧目。然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基础科学的高峰，如量子力学等领域时，我们不得不思考：中国需要怎样的科学革命？
长期以来，实用主义在我们的文化和思维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学以致用” 的观念深入人心，从学生时代选择专业为了将来好就业，到企业研发更倾向于能快速带来经济效益的项目，这似乎成了一种定式。但这种思维模式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在基础科学领域的探索。基础学科往往研究的是 “无用之用”，许多量子力学的研究，像对恒星死亡过程的探索，哈勃望远镜、韦伯望远镜对宇宙起源的观测，短期内看不到回报，耗费巨大却不被理解。而我们所自豪的电商、外卖、共享经济等，在科学的大视野里，不过是普通的市场应用行为，过度为此骄傲实则反映出我们在科学认知上的短视。
实用主义还会导致我们抽象能力的受限。一旦科学家陷入应用的思维，就不得不考虑众多现实因素来确保 “能用”，这使得他们的思维难以拓展到更广阔的宇宙维度。麦哲伦虽理论依据无误却未完成环球航行，若牛顿以登上月球为出发点，或许就无法提出经典力学理论。西方学界早早就清晰认识到务实与务虚的关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便是例证，而我们却常常陷入实用的陷阱，忽略了科学探索中 “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的智慧，如同庄子所言，我们需要从更大的系统去看待有用和无用的适用度。
兴趣本应是最好的老师，但在实用主义的浪潮下，很多人失去了因兴趣而探索科学的纯粹动力。孩子们读书往往是为了高薪、为了完成父母任务，而非源于内心对知识的热爱。伟大的科学事业往往难以用常规计划去实现，未来对人才的衡量标准也应改变，我们需要更多能静悄悄地在兴趣驱动下探索未知的 “天才”，而非仅仅是批量制造的 “人才”。
从历史经验来看，实用主义也影响着人才的培养与发展路径。在中国历史上，“繁巨之才” 如诸葛亮等能日理万机处理现实事务，他们凭借的是多线程缜密思维和积累的经验，成为传统意义上的人才。但这种人才模式与科学家的培养路径截然不同。我们看到犹太人在诺贝尔奖上的辉煌成就，而华人获奖者相对较少，这背后正是 “学以致用” 思维的局限。我们需要转变观念，为基础科学研究提供更宽松、更纯粹的环境，让科学家们能够摆脱实用主义的束缚，勇敢地探索未知，激发他们的好奇心与创造力，这或许才是中国迈向科学革命的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