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帝王形象的美化与神化是一个显著的现象，这与君臣关系的二元对立紧密相连，而这种二元对立在诸多方面都有深刻体现。
从政治制度层面来看，井田制、分封制与宗法制为这种二元对立奠定了基础。井田制规定土地归周天子所有，诸侯臣下只有使用权且需缴纳贡赋，这从经济基础上确立了天子的至高地位，强化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的观念，使得君臣在土地占有和经济关系上形成了鲜明的二元对立。与井田制相配套的分封制，让诸侯在各自封国内享有一定权力，但又必须服从天子，进一步明确了君臣之间的等级关系。宗法制则通过血缘关系来确定政治权力的传承，周天子作为天下大宗，既掌握政权又主持宗庙祭礼，其王位由嫡长子继承，诸侯、卿大夫等依此形成严格的等级序列。这种制度不仅避免了贵族内部的继承权争斗，更重要的是将宗法血缘关系与国家体制紧密结合，使得君臣关系在家族血缘的外衣下更加稳固和森严，强化了帝王的权威和统治合法性，为帝王形象的美化与神化提供了制度支撑。
在文化层面，礼乐制的存在进一步深化了君臣关系的二元对立，同时也助力了帝王形象的塑造。礼的部分对人的身份进行严格划分和规范，形成了等级制度，不同等级的人在礼仪、服饰、器物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不得僭越。乐则基于礼的等级制度，起到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但本质上是为了维护等级秩序。例如，不同场合、不同身份的人所用的音乐和礼仪都有明确区别，天子享有最高规格的礼乐，这无疑将帝王与臣子、百姓区分开来，使帝王处于等级金字塔的顶端，显得更加神圣不可侵犯。通过这种严格的礼乐制度，帝王被赋予了超越常人的地位，其形象被美化和神化，成为了至高无上的象征，而臣子则必须遵循这些规范，对帝王表示绝对的尊敬和服从。
在历史书写和思想观念方面，中国传统史学中存在的 “奸臣模式” 是帝王形象美化与神化以及君臣关系二元对立的典型体现。在皇权至上的社会里，天子被视为至圣至明，不容许犯错误。当国家出现问题或国运衰败时，人们往往将责任归咎于 “奸臣”，认为是他们欺蒙君主、滥用职权导致的，而帝王至多只是用人不周不察。这种模式使皇帝避免了直接承担坏事的责任，将其与负面事件隔离开来，进一步美化和神化了帝王形象。同时，这也凸显了君臣关系的二元对立，臣子成为了替罪羊，而帝王则始终保持着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这种观念深入人心，使得在传统史学的记载和人们的认知中，帝王往往被描绘成英明神武、德配天地的形象，而臣子则需要在帝王的统治下尽忠职守，否则就会被视为不忠不义之徒。
中国传统史学中帝王形象的美化与神化与君臣关系的二元对立相互影响、相互强化。这种现象既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也对后世的历史发展和思想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