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洪荒，蒙昧初开。初民面对自然伟力与部族冲突的恐惧与茫然中，权力的雏形悄然萌发。它绝非凭空降落的神谕，亦非全然依赖赤裸的暴力征服。在那些口耳相传的创世神话里——盘古开天辟地、女娲抟土造人，伟岸形象既昭示着宇宙秩序的开创，也隐喻着人间权力最初的正当性源头：为混沌带来秩序者，便握有引领族群的权柄。那开天辟地的巨力、造人补天的悲悯，实则是初民对一种超越个体、能统摄群体的引导力量的深切渴慕与想象性赋权。
然而，神话的辉光难以照亮日益复杂的人世。权力的维系，终究要直面人心的叵测与利益的纷争。《尚书·武成》中“血流漂杵”的牧野之战，清晰地记载了商周鼎革时那惊心动魄的暴力时刻。周王朝的建立，固然倚仗了武王伐纣的金戈铁马。周人却敏锐察觉，纯粹依赖武力维持的政权如沙上筑塔。他们发展出影响后世数千年的“天命”观与“敬德保民”思想。周公告诫成王：“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 所谓“天命靡常”，上天授命的依据，在于统治者能否体察民情、施行德政。武力征服后，周人以宗法制为经，以分封制为纬，配以繁复的“礼”来框定社会等级与行为规范，创造出“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明。暴力奠基了权力，秩序的精心编织方使其得以延续。《周礼》中详述的职官体系与制度设计，正是将统治权威转化为日常社会运转规则的宏阔实践。
秩序一旦确立，便反哺权力，赋予其合法性外衣与运行轨道。自秦始皇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统一度量衡，到汉代董仲舒阐发“天人感应”学说，将天子置于宇宙秩序的核心位置，无不彰显秩序对权力的神圣化加持。法家韩非子更洞察了制度对权力的约束之力：“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 他认为抛开清晰的法度仪轨，单凭君主心意治国，即使圣如尧帝也无法使国家安定。律令条文、官僚体系、伦理规范构成的精密网络，成为权力得以稳定施行的制度性保障，减少了个人意志的反复无常带来的混乱。
但权力的腐化如同跗骨之蛆。过度膨胀的权力，常将自身凌驾于秩序之上。周厉王的“防民之口”，秦皇的严刑峻法，皆是权力侵蚀秩序边界、破坏共生平衡的反例。反观《礼记·礼运》描绘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理想，权力被约束在“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秩序框架内，方为社会和谐之本。权力与秩序如同经纬，相互依存又彼此角力。权力为秩序提供推行的动力与维护的保障；秩序则为权力铺设运行的轨道，界定其边界与正当性。纵观王朝兴衰，当权力尊重并服务于它所构建或继承的合理秩序时，社会便趋向稳定繁荣；当权力肆意践踏秩序法则，妄图以己身意志为唯一准绳时，其崩塌往往就在眼前。权力自秩序的土壤中孕育，亦唯有通过秩序的不断调适与革新，方能避免其陷入暴力循环的深渊，真正实现长治久安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