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万物皆备于我”，这六字箴言浓缩了儒家对人性光辉的全部信念。其字面意蕴指向一种磅礴的内在力量——天地之理、万物之德，早已完整蕴藏于个体生命之中。这绝非空洞的豪言壮语，而是孟子在《尽心篇》中针对”求放心”之问给出的核心解答。他勾勒的是一条内向省察的道路，”反身而诚”便能”乐莫大焉”，无须外索，只需向内挖掘。这种对主体道德力量的无限推崇，构成儒家心性论最动人心魄的基石。
将”万物皆备于我”置于孟子整体思想架构中审视，其精英主义色彩便难以遮掩。孟子虽倡”人皆可以为尧舜”，但其理想人格的达成路径充满了高度选择性。《孟子·滕文公上》所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清晰呈现社会分工背后的精神等级预设。能真正实现”尽心知性知天”境界的，必然是那些具备高度道德自觉、学识修养并肩负治理责任的”劳心者”。他们通过持续不辍的”养浩然之气”（《公孙丑上》），涵养内在德性，其”万物皆备”的体认并非人人可得，而是一种精神精英历经艰苦修炼后臻至的崇高境界。孟子笔下的大丈夫形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正是这种高度自觉的精英人格典范。
传统社会的结构更强化了这种精英解读的现实土壤。科举制度虽提供了阶层流动的孔道，但儒家经典的深奥晦涩、师长传授的门槛、经年累月的潜心研习，使得对”万物皆备”这一形上理念的真切领悟与践行，天然向士大夫阶层倾斜。普通民众终日劳苦，为生计奔波，鲜有精力与资源深入探究心性之学，体认内在宇宙的充盈。程朱理学将”格物致知”、”即物穷理”作为通达天理的阶梯，其过程漫长而艰辛，客观上抬高了精神自足的门槛。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强调”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种穷尽外物以印证内心的路径，亦非普罗大众所能轻易企及。
更值得深思的是，这一命题在政治实践中的工具化。”万物皆备”赋予少数精英以绝对的道德自信与话语权威，他们自认承天命、秉良知，成为道德真理的垄断者与解释者。当统治者以”天命在躬”的姿态发号施令，以”代天牧民”自居，声称其意志已臻”与天地合德”之境时，”万物皆备”便可能异化为一种为专制权力张目的精巧辩护，使其决策披上不容置疑的神圣外衣。这种逻辑将精英的自我道德确信直接等同于政治合法性来源，掩盖了权力来源与制衡的缺失。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痛斥”后世君主”视天下为私产，实亦隐含着对这类”天命在我”式独断论的尖锐批判。
思想史的长河也并非全然被精英主义所笼罩。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如惊雷划破长空，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平民化转向。他宣称”良知即是天理”，”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传习录》），将孟子的火种播撒向更广阔的心灵土壤。这一思想解放运动极大地松动了对”万物皆备”的精英式垄断诠释。心学传人如王艮，高呼”百姓日用即道”，奔走于贩夫走卒之间讲学，试图消弭圣愚之间的天堑。然而，心学自身的玄妙高蹈，明末清初士大夫阶层的固化，以及社会结构的强大韧性，使得这种平民化的努力终究未能彻底扭转精英主义的主流叙事框架。
回望孟子的箴言，”万物皆备于我”本身闪烁着不朽的思想光芒，它是对人类主体精神价值最热烈的礼赞。对其精英主义维度的揭示，并非要否定这种崇高理想，而是期望在深刻理解其历史复杂性的基础上，警惕权力对思想的扭曲。在现代语境中，如何让这承载着普遍人性尊严的种子，挣脱历史曾加诸其身的枷锁，真正在每一个体的生命土壤中生根、发芽、开花，或许才是对这一古老命题最富生命力的当代回应。这关乎如何构建一个让内在精神富足不再成为少数人特权的社会，使”皆备”二字真正回归其平等包容的本源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