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以冷峻笔锋剖析人性，其驭人之术历来被解读为帝王统御臣下的权谋宝典。这套学说强调法、术、势三者的精密结合，推崇赏罚分明、深藏不露、洞悉人性的操控之道，在中央集权高度发达的封建社会确曾提供过行之有效的治理模板。然而，当法家思想的利剑穿越两千载时光，试图在当代错综复杂的社会土壤中重新插下时，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坚硬阻隔。并非其洞察人性的深度失效，而是其赖以生存的绝对权力结构土壤已然风化剥蚀，使得整套驭人术的核心构件在现代化进程中产生了严重的水土不服。
法家之术立基之本，在于君王掌握着绝对、集中且不容置疑的权力，即所谓“势”的至高无上性。《韩非子·难势》有言：“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君王凭借此势，方能“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使天下不得不为己听”。然而，当代社会基石已从君主专制彻底转向以民主法治为核心。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现代企业运行，权力均受到宪法、法律、公司章程及内部监督机制的多重约束与制衡。昔日君王乾纲独断、生杀予夺的绝对威势，已无容身之所。试图在权力高度分散且受到严密监督的体系中，生搬硬套韩非子所描绘的那种基于个人绝对权威的“驭人”模式，无异于缘木求鱼。当权力分散于议会、董事会、监事会乃至全体成员手中时，“术”所依赖的单向操控链条便寸寸断裂。
韩非子主张的“术”，其精髓在于隐秘与不可测性。“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韩非子·难三》）。驭人者需深藏不露，使臣下无从揣摩上意，从而心生畏惧、谨言慎行。这种刻意营造的神秘主义与现代治理理念格格不入。现代组织运行的基石是透明与规则前置。信息公开、程序公正、责任明确，已成为政府公信力与企业凝聚力的生命线。领导者行事若过于诡谲莫测，动辄行“疑诏诡使”、“挟知而问”之术，非但不能树立权威，反而会迅速瓦解信任基础，滋生猜疑与恐慌。透明化浪潮冲刷下，权术赖以滋生的阴暗角落正被阳光照亮而消亡。员工或公民不再是匍匐于不可知权威下的盲从者，他们要求知情权、参与权，要求规则清晰可见。韩非子精心设计的“潜御”之术，在众目睽睽的现代舞台上失去了表演的空间。
法家驭人术的另一支柱是严刑峻法、厚赏重罚，以趋利避害的人性预设为工具，驱动臣民行为。《韩非子·八经》直言：“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这套胡萝卜加大棒的刚性激励体系，在等级森严、个体价值被高度压抑的传统社会确具效力。然而，当代社会最显著的变革之一，便是对个体价值、尊严与创造力的空前尊重。无论是知识经济时代企业赖以生存的核心竞争力——人才，还是民主社会中具有独立公民意识的个体，其价值实现远非简单的物质赏罚所能完全驱动。现代管理更强调愿景激励、文化认同、职业发展空间与精神层面的成就感归属感。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所揭示的高层需求——尊重与自我实现，恰恰是韩非子单一功利驱动模型所忽视或无法满足的维度。高压管控、精密计算下的赏罚，可能获得表面的服从，却会扼杀内在的主动性与创造力，这与知识型社会所需的自主创新精神背道而驰。富士康式的严密监控与惩罚机制，在高度依赖个体创造力的科技公司中难以复制。
再者，韩非子构筑的是一个以君主为核心、臣民为棋子的单向度控制体系，本质上否定或极度压缩了被驭者的主体性和多元价值。现代社会则是一个多元价值并存、个体权利意识普遍觉醒的复杂生态系统。组织内部成员不再仅被视为执行工具，而是拥有独立思想、独特诉求和参与治理能力的个体。社会日益重视公平正义、人格尊严、协商民主等价值，这些恰恰与法家重结果、轻过程，重效率、轻人权的冷峻逻辑形成尖锐冲突。试图在多元价值碰撞的场域中强行推行单一、刚性的驭人术，必然引发强烈的价值冲突和伦理反弹。例如，“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韩非子·定法》）的考核原则看似客观，但若缺乏对被考核者主体性的尊重和沟通反馈机制，极易异化为冰冷的工具理性，难以适应现代人才管理的柔性需求。
更为深层的是，韩非子思想中浓郁的功利主义与工具理性色彩，将其驭人术的终极目的牢牢锚定在君主权力的巩固与国家（实为君权）的富强之上，个体福祉仅为达成此目的的手段。这与现代社会普遍认同的“以人为本”、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核心价值理念存在难以调和的根本冲突。现代治理的核心价值，已从单纯的统治效能转向了对人的权利保障、福祉提升和潜能释放。这使得韩非子驭人术中那些将人物化、工具化的操作策略，在当代伦理坐标下显得冰冷刺骨，格格不入。当组织或社会的最终目标是“人”本身而非某个抽象的“势”时，一套旨在将人作为精密操控对象的术法，其内在逻辑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坍塌。
诚然，《韩非子》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如好利恶害、趋利避害的本能——依然闪烁着智慧之光，为理解人的行为提供着重要参考。某些具体原则，如重视规则（“法”）的明确性、强调事功考核（“形名参同”），在剔除了其服务于绝对权力的内核后，其形式仍可被现代管理所批判性借鉴。但这种借鉴绝非照搬其驭人术的系统。这套诞生于铁血时代、服务于集权体制的精密操控艺术，其灵魂深处流淌着与当代文明格格不入的基因——对绝对权力的崇拜、对个体价值的漠视以及对隐秘操控的依赖。当民主法治的阳光普照，当个体权利意识如春草般萌发，当透明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当多元价值获得尊重，《韩非子》那套旨在“潜御群臣”、“独制四海之内”的驭人术，已然丧失了其得以畅行的庙堂根基，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作为思想的标本，供后人审视其精妙而警惕其幽暗。
韩非子驭人术的当代困境，正映照出人类政治文明从专制集权走向民主法治、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从单向控制走向多元共治的深刻变迁轨迹。这并非思想价值的湮灭，而是时代选择的必然。其精微的洞察犹可启迪心智，但其操控的权杖，已无法在现代社会的土壤中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