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决策历来如同围棋博弈，一子落错满盘皆输。史书记载汉代经学博士干预盐铁之议，引经据典驳斥桑弘羊的经济方略，最终导致朝廷丧失财政调控之柄。这般情景在明末愈演愈烈，东林书院诸生整日辩论”义利之辨”，却对边关粮饷短缺视若无睹。当李自成兵临城下，这些清谈名士仍在争论祭祀礼仪的规制尺寸。
学究们常犯的弊病在于将书本教条奉为圭臬。朱熹注释的《四书章句》被元代科举定为范本后，文人言必称”天理人欲”，动辄以道德文章臧否实务。张居正改革田赋时，便遭群儒联名弹劾”违逆祖制”。殊不知《周礼》记载的井田制度早不适应万历年间江南织造工场林立的实情。这般食古不化，恰如王阳明所讥讽的格竹书生，面对真实竹林反而手足无措。
文人议政往往陷于虚名之争。北宋新旧党争时，司马光与王安石在青苗法存废上各执一词。反对派将新法比作商鞅苛政，却无视关中饥民以草根充腹的惨状；变法派则斥旧党为守旧迂阔，未察新法执行中胥吏盘剥的流弊。双方引经据典的奏疏摞满龙案，唯独缺少实地考察的田亩账册。这种脱离实情的论辩，终使朝廷在改革与保守间反复摇摆，白白耗费国力。
学术专精本无可厚非，但当经学博士以《春秋》决狱，律法便沦为虚文。汉代董仲舒倡言”春秋决狱”，某县令竟以”亲亲相隐”为由赦免弑父逆子，引发乡民哗变。宋代更有理学家要求将通奸妇人沉塘，全然不顾《宋刑统》明定刑罚。将道德理想凌驾于成文律法之上，实则是以学术暴力践踏司法公正。
欲治此疾，当效法顾炎武提倡的”经世致用”。这位明末大儒踏遍山川测绘地形，访老卒问边关虚实，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详述漕运利弊、矿藏分布。清代章学诚更直言”六经皆史”，将圣贤典籍还原为历史文献。此种治学态度，方能使学术真正服务于现实决策。当代政策制定者尤需警惕，在专家咨询会上面对堆积如山的数学模型时，莫忘派遣专员深入市井作坊，在染坊酸液刺鼻的空气里，在码头工人布满老茧的手掌中，触摸真实民生的脉动。
《商君书》有云：”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当白发宿儒捧着发黄典籍进言祖制时，决策者应当看见运河岸边纤夫勒进肩胛的麻绳，听见西北边陲驿道上缺粮军士的腹鸣。治国如医病，拘泥于《黄帝内经》的古老方剂，不如细察病患当下的舌苔脉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