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被固定在全球化产业链的低端环节，长期扮演着初级产品提供者与廉价劳动力输出国的角色。它们出口矿产、木材、农作物等原材料，换取制成品进口，这种交换模式强化了资源依附。本国企业被挤压在利润最薄弱的加工组装端，难以积累资本进行产业升级。殖民历史遗留的经济结构并未随政治独立而彻底改变，单一经济作物或矿产出口依然主导着许多国家的经济命脉。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描绘的香蕉公司阴影，至今仍在不同地域以不同形态重现。跨国公司凭借资本与技术优势，主导着生产标准与定价权，本地资源被大量攫取，而财富却流向远方。
国际贸易规则往往基于发达国家的利益制定，形成隐形门槛。关税壁垒与非关税壁垒如技术标准、环保要求、知识产权条款，共同构筑起针对后发国家的无形高墙。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结构调整贷款，常附带苛刻的财政紧缩与市场开放条件，迫使接受国削减社会福利、出售国有资产，导致本土产业在缺乏缓冲期的情况下过早直面国际竞争。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尔曾直言这种新自由主义药方是“有毒的恩惠”。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资本短时间内大进大出，造成区域性金融风暴。资本自由流动的承诺下，隐藏着对脆弱经济体的巨大风险敞口。
发达国家长期占据全球创新链的顶端，掌握核心技术与专利壁垒。它们通过技术许可、专利收费等方式，占据产品价值链的最大利润份额。发展中国家企业常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循环，即便建立工厂，核心部件仍严重依赖进口。这种技术依附极大地制约了产业自主性。智能手机在全球普及，但非洲市场充斥着大量翻新机与低端设备，本土几乎没有芯片设计与操作系统开发能力。发达国家严格限制尖端技术与核心设备出口，发展中国家难以触及真正的高附加值环节。技术差距不仅体现于生产工具，更在于人才培养体系与创新生态的断层。
全球化经济体系要求标准化、规模化生产，这无形中挤压了承载独特文化与地方知识的生产方式。为满足全球统一标准，地方性的传统工艺、特色农作物品种面临被迫淘汰的危机。印度拥有悠久的棉纺织历史，各邦曾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染织技艺。然而，大规模机械化纺织品的涌入，使无数掌握独特“卡迪”布织造技术的家庭作坊陷入困境，传统知识体系与社区生计网络濒临瓦解。在追求融入全球市场的过程中，本土文化所蕴含的多样性与智慧被边缘化。文化产品的全球流通同样呈现巨大逆差，好莱坞电影、流行音乐席卷全球，而第三世界的文化表达却难以获得对等的传播渠道与市场认可。
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成为换取外汇的捷径，热带雨林被砍伐，矿藏被挖掘，近海渔业资源面临枯竭。粗放式开发留下土壤污染、水源破坏、生物多样性锐减的生态创伤。为满足全球咖啡需求，一些地区大规模砍伐原生林改种单一咖啡品种，不仅破坏森林生态系统，也降低了抵抗病虫害的能力。全球化产业链将环境成本集中转嫁到资源供给地。污染密集型产业因发达国家严格的环保法规而向第三世界转移，本地居民承受着空气污染、水源恶化等健康代价。气候变化引发的海平面上升、干旱或洪涝灾害，对基础设施薄弱、防灾能力有限的第三世界国家构成更直接的生存威胁。它们往往成为全球生态危机最直接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