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故事在民间流传数百年，罗贯中执笔创作《三国演义》，以鲜明的文学想象重塑历史人物。曹操作为核心人物之一，其形象在小说中被赋予了远超史书记载的戏剧张力与矛盾特质，成为艺术加工最鲜明的代表。史书中的曹操，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而演义中的曹操，则在史料基础上，被浓墨重彩地描绘为一个集雄才与奸诈、大度与猜忌、悲悯与残酷于一身的复杂艺术典型。
小说开篇，借许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语，为曹操定下了基调。这一定位贯穿始终，成为塑造其形象的核心逻辑。罗贯中一方面毫不吝啬地展现其过人才华：讨董卓时的慷慨激越，官渡之战以少胜多的神机妙算，统一北方的文韬武略，横槊赋诗时的英雄气概，都体现了其“雄”的一面。这些情节虽有史实依据，但小说的铺陈更具感染力，凸显其领袖魅力与超凡能力。另一方面，作者又以大量精心设计的戏剧化情节，着力刻画其“奸”的特质。曹操的性格底色被描绘为极致的实用主义与利己主义，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并辅以多疑、诡谲甚至残暴的性格侧面。
史书如《三国志》及裴松之注，提供了曹操生平的骨架，而《演义》则为其披上了色彩斑斓的血肉。许多细节被放大、改造或虚构，服务于人物形象的戏剧化塑造。“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句经典台词，源自史载曹操杀吕伯奢家人后的一句感慨，但其表达远不如小说中这般极端和决绝。罗贯中将这句普通表达提炼为一种人生哲学的宣言，瞬间将曹操推向了道德的另一面，使其奸雄形象得到爆炸性的升华。而史书中记载的曹操官渡战后焚毁部下通敌书信以安人心的事迹，本是其政治智慧的体现，具有相当的包容性与大局观，小说中却对此只字不提，反而着力渲染其多疑善妒、滥杀无辜的一面。如因猜忌杀害忠心耿耿的吕伯奢全家、梦中杀人、借粮官人头稳定军心等情节，或是史书所无，或是对历史事件的极端化演绎，其目的都是为了强化读者对曹操性格中阴暗面的印象。
罗贯中塑造曹操形象，遵循着深厚的民间叙事传统和鲜明的“拥刘贬曹”倾向。在民间长期流传的三国故事中，刘备集团代表正统与仁德，曹操则被视为篡逆与奸诈的象征。小说继承并放大了这种倾向，将曹操定位为主角的对立面——尽管是一个极为强大、极具魅力的对立面。为了凸显刘备的仁德与诸葛亮的智慧，曹操常常在关键情节中被设计为反面陪衬。赤壁之战是这种塑造手法的集中体现。史实中，曹操的失败有疫病、北军不习水战等复杂因素，周瑜是孙吴方面的主要指挥者。而在小说中，这场战役被改写为诸葛亮神机妙算、周瑜智勇兼备、刘备集团协同抗曹的杰作。曹操则被描绘得志得意满、刚愎自用，在“连环计”、“苦肉计”、“借东风”等虚构情节中一步步落入圈套，最终狼狈逃窜。他由军事统帅的形象被戏剧性地降格为衬托诸葛亮和周瑜智慧的“丑角”，其失败显得咎由自取。这种对比不仅在赤壁，在汉中之战、襄樊之战等情节中亦有体现，曹操往往在正面较量中被诸葛亮在智谋上压制。
更精妙之处在于，罗贯中并未将曹操简单塑造成脸谱化的“坏人”。他在强调曹操“奸”的同时，也深刻展现了其“雄”的一面，使其形象立体饱满，充满内在张力和悲剧色彩。青梅煮酒论英雄，曹操能一眼洞悉刘备的伪装，并直言“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其识人之明与睥睨天下的气概跃然纸上。横槊赋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这千古绝唱《短歌行》被巧妙地融入小说情节，展现了曹操作为诗人豪迈深沉、感伤时光的一面。即使在其多疑残暴的行为之后，作者也会赋予一些人性化的表达。如杀陈宫时的惋惜，误杀蔡瑁张允后的醒悟，华容道败走后的仰天长笑与恸哭郭嘉，这些细节都为这个“奸雄”涂抹上了一层复杂的人性底色。这使得曹操形象超越了简单的道德评判，具有了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和悲剧深度，让读者在厌恶其行径的同时，又不得不为其才华气概所折服，为其命运起伏所叹息。
《三国演义》对曹操的戏剧化塑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影响远播。小说中的曹操形象通过评书、戏曲等艺术形式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与固化。京剧中经典的“白脸”曹操形象，正是小说中奸雄特质的视觉符号化，其“宁可我负天下人”的言论成为民间家喻户晓的“反派名言”。这一形象已深深嵌入中国的文化记忆，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历史上那个更为复杂、更具建树的真实曹操。罗贯中运用高超的艺术手法，依托史实又大胆虚构，遵循民间情感倾向又灌注深刻人性洞察，将曹操塑造成一个充满戏剧冲突、内在张力与不朽魅力的文学典型。这个“奸雄”形象，如同小说本身一样，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难以磨灭的艺术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