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五年的徐州战场弥漫着硝烟。曹操亲率大军东征，刘备败走投靠袁绍，关羽困守下邳孤城。城破被俘之际，曹操并未处死这位万人敌，反而以极高礼遇待之。白马解围，关羽斩颜良立下赫赫战功，随后一份盖着皇帝印玺的诏书送达军营——“封关羽为汉寿亭侯”。这一纸封爵，轻飘飘的丝帛承载着千钧重量，背后牵扯着汉室摇摇欲坠的正统性，与关羽日后被塑造为忠义化身的传奇根基。
“汉寿”二字非曹操所创，乃荆州武陵郡下辖县名。汉代爵制承袭秦制，列侯分县侯、乡侯、亭侯等级，食邑大小不同。“亭侯”属列侯中爵位最低一等，仅享一亭之地赋税。曹操掌控的汉廷以此名义册封关羽，形式上完全符合汉家制度。彼时献帝虽为傀儡，玉玺仍在许都，“代天子封赏”是曹操集团维系汉室法统的重要手段。册封关羽是曹操精心谋划的政治表演，意在向天下展示：他曹操依旧是汉室柱石，服从朝廷者可得功名富贵。这份诏书，本质是曹操用“汉家”的旧瓶，装自己“求贤”的新酒，试图瓦解刘备集团的凝聚力。
关羽收下了这枚“汉寿亭侯”印。此事后世多有解读。明代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浓墨重彩地虚构了“降汉不降曹”的著名宣言。书中有载，关羽面对曹操招揽，言道：“吾今虽降丞相，乃降汉帝，非降曹操也。”此语实为后世文人附会加工，意在弥合关羽接受曹魏封爵与其对刘备“誓以共死”忠义形象之间的矛盾，将接受封爵的行为巧妙地拔高为对“汉室正统”的服从，而非对曹操个人的效忠。尽管小说情节与史实有出入，却深刻反映了宋元以来理学思想对忠义伦理的极致追求，以及民间对关羽形象的神化需求——关二爷怎能真降曹？他认的是汉家天子的名分。
审视刘备集团的政治根基，“兴复汉室”是其核心旗帜。刘备自诩汉室宗亲，“刘皇叔”的身份是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关羽作为刘备集团的灵魂人物，接受汉献帝册封的爵位，微妙地触碰了这个核心。曹操此举既是拉拢，亦是离间。试想，若关羽欣然受之而无芥蒂，刘备集团内部必将动摇；若关羽断然拒绝，曹操亦可渲染其“不尊汉室”。关羽的选择展现了一种政治智慧：接受爵位，但不改变对刘备的忠诚。这既未公然对抗名义上的天子，亦未背离桃园盟誓。清人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时对此有精到见解，认为关羽此举是“权宜之计”，懂得在保存有用之身的前提下，不损其忠义根本。这种“接受封赏但不改其志”的复杂性，恰恰凸显了乱世中个体在忠君与忠义之间游走的艰难抉择。
汉献帝刘协作为法理上的天子，其权威虽被架空，其象征意义却非同小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其权柄的“正统性”源于他控制了朝廷和玉玺。册封关羽所盖的皇帝印玺，代表的是延续四百余年的大汉法统。这份册书的效力，并非源于曹操个人的权势，而是源于刘协作为高祖血脉的汉室继承人身份。在天下人心中，“汉家”的正统地位尚未彻底崩塌。因此，“汉寿亭侯”的封号，其价值内核在于“汉侯”而非“曹赐”。关羽受封，在名义上是对汉室的臣服，被纳入“汉家”的封爵体系之内。其“正统性”即在于此——它形式上遵循了汉代官爵制度，盖有天子玺印，符合当时社会对朝廷封爵合法性的基本认知。
对刘备集团而言，关羽受封事件最终并未损害其凝聚力。关羽最终“挂印封金”，千里寻兄，用行动表明了对刘备的忠诚超越了对汉廷爵位的眷恋。这一行为本身，反而在日后被不断升华，成为诠释“忠义”最高境界的经典注脚。宋元以降，随着《三国演义》的广泛流传和官方对关羽的不断加封，从宋徽宗封“忠惠公”、“义勇武安王”，到明神宗加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最终超越“帝君”尊号，“汉寿亭侯”这一最初起点，成为关羽神格化进程中一个独特而具有强烈反差魅力的印记。它始于一场现实的政治博弈，却最终融入了关羽由侯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圣的精神图腾之中。这份来自对手的册封，在其成圣道路上非但不是污点，反而因其蕴含的“汉家”正统色彩，以及关羽最终“弃虚名而守大义”的选择，使得其忠义形象更加丰满、更具人性张力。
关羽受封“汉寿亭侯”，其正统性源于汉献帝象征性的皇权与汉代封爵制度的规范。曹操借此彰显自身对朝廷的掌控，意图收服或离间强敌；关羽受之，则是在不背弃汉室名分与保全自身间所做的现实选择。这一事件如同棱镜，折射出汉末乱世正统性观念的复杂交织——曹操需要汉室外衣，刘备高举汉室大旗，而关羽本人，则在忠君与忠义的夹缝中，最终以行动定义了何谓真正的“忠义”。这份册书，早已超越一纸爵位的价值，成为解读关羽传奇、理解汉末权力博弈与忠义伦理嬗变的一把关键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