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擒获陈琳的消息传到许都，许多人私下猜测这位曾写下激烈檄文痛骂曹操的文人必死无疑。陈琳是建安七子之一，文采斐然，为袁绍效力时所作《为袁绍檄豫州文》，流传甚广。文中斥其“赘阉遗丑”，揭露其父祖往事，言辞犀利，锋芒毕露，极尽诋毁之能事。相传曹操读到这篇檄文时，正患头风，卧于榻上。檄文历数曹操罪状，曹操竟被文辞气势所摄，惊出一身冷汗，连头风也随之痊愈。官渡战后，袁绍败亡，陈琳辗转落入曹操手中。面对这个曾用最刻毒文字攻击自己的敌人，曹操的态度令人意外。
曹操询问陈琳，你当初为袁本初撰文讨伐我，只骂我本人也罢了，为何还要辱及我的父祖？陈琳的回答倒也直白，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形势使然，由不得己。曹操闻言，并未降罪。陈琳之才，尤在笔端。其文风雄健，气势充沛，是乱世之中难得的华章。曹操本人即是文坛巨擘，引领建安风骨，对真正才华横溢之士，内心存有天然的敬重与怜惜。杀一文人容易，得一大才却难。陈琳的性命得以保全，更令人惊异的是，曹操非但没有排斥他，反而给予重用，将这位昔日的政敌纳入自己的智囊团队，委任其为司空军谋祭酒，掌管记室，专司军国文书的起草工作。
曹操对陈琳的宽容，绝非一时兴起。这背后蕴含着深沉的用人智慧与宏大的政治图谋。东汉末年，士林清议之风犹存，名士声望举足轻重。陈琳是闻名天下的文士，杀之固然可泄一时之愤，却会寒了天下士人之心，堵塞贤才归附之路。曹操志在扫平群雄，统一宇内，亟需网罗各方俊杰为己所用。他深刻明白，欲成霸业，心胸不可不广。对陈琳的处置，成为他向天下展示胸襟气度的一块试金石。不杀降敌，尤其不杀有才的降敌，能传递一个强烈的信号：他曹操唯才是举，既往不咎。
这种对人才的包容与重用，正是曹操“唯才是举”政治理念的生动实践。其三次颁布《求贤令》，明确宣告即便“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甚至“不仁不孝”，只要具备“治国用兵之术”，皆可为官效力。这与当时盛行的门第观念、清议标准大相径庭。陈琳的经历完美印证了这一点。他来自政治上的敌对阵营，且有过直接攻击主君的言行，这在儒家“忠臣不事二主”的伦理下，几乎是难以洗刷的污点。然而曹操看重的，是他实用性的文才，是他能为实际军政事务提供的价值。这体现了曹操极为务实的用人取向。
曹操帐下，汇集了形形色色的人才，来源复杂。如荀彧、郭嘉本为袁绍旧部，张郃、张辽则自敌军归降。徐晃、贾诩等人，也都有复杂的过往。曹操的帐幕，几乎成了一个各路英豪的熔炉。他深谙驭人之道，能够洞察不同人才的长短优劣，知人善任。对陈琳，他精准定位，发挥其文笔之长，使其在军国文书、政令起草方面贡献力量。陈琳的笔，从此为曹操的大业而书写。陈琳后来继续在曹魏任职，直至病逝，期间亦有不少重要文书由其主笔。从慷慨激昂声讨曹操的笔杆子，到为曹魏政权书写檄文制诰的记室，陈琳的人生轨迹，无声地诠释了曹操用人的策略与魅力。
观曹操一生，雄才大略与机变权谋并存。他对威胁自身统治根基者，如孔融、杨修等，手段往往酷烈。然而对于陈琳这类虽有旧怨但无实质威胁、且确有专长的人，他却能展现出惊人的容人之量。这并非简单的宽宏大量，而是基于现实政治考量和战略目标驱动的结果。招降纳叛，化敌为才，既削弱了对手的力量，又增强了自己的实力，更在乱世中树立了求贤若渴、不计前嫌的形象。这种对实用价值的精准把握和对人才潜力的深度挖掘，构成了其用人艺术中极具光彩的一页。陈琳的故事，犹如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曹操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雄主胸襟。这种气度，千载之下，犹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