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学说诞生于战国纷争之际，墨翟目睹民力疲敝、百工艰辛，将劳动置于前所未有的伦理高度。《墨子·非乐上》直言“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将获取生活资料的能力与生存权利紧紧捆绑。这一论断并非泛泛而谈，它深刻剥离了附着于劳动之上的等级偏见。彼时贵族视稼穑为鄙事，墨子却将农夫“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与妇人“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纴”并举，清晰指出维系社会运转的根本力量来源于田野机杼间的汗水。劳动在墨学体系中被赋予了神圣性，成为人区别于禽兽、参与天地化育的庄严实践，其价值判断彻底颠覆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分野。
墨翟言“兼相爱，交相利”，此六字精炼勾勒出其理想的劳动协作图景。爱非空洞口号，必体现于具体的物质交换与分工合作。百工筑城，“使各从事其所能”；农夫耕耘，“以时生财”。墨子本人便精于器械制作，《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其削三寸之木为车辖，能负千钧。他推崇公输班“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的巧思，更肯定其“为车辖，须臾刈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的实用价值。技术发明与体力劳作在实用理性下获得统一评价标准——是否真正利济民生。工匠精神的内核被凝练为“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劳动的价值评判始终指向群体福祉而非个人炫技。这种集体主义的劳动伦理，与当代社会强调的团队协作、社会责任遥相呼应。
《节用》诸篇构成对劳动成果分配的严苛审视。墨子痛斥贵族“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皆建立在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残酷榨取之上。他提出的对策并非改良分配，而是从消费根源进行革命：“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饮食但求“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衣裳但求“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宫室但求“旁可以圉风寒，上可以圉雪霜雨露”。这种近乎苦行的节俭观，剥除了劳动成果的符号化消费，将其价值牢牢锚定在使用功能本身。于当代启示在于，当消费主义不断刺激无度欲望，驱使职业行为异化为盲目逐利的工具时，墨学的“节用”恰如一味清醒剂，促使人们反思劳动创造的终极目的何在——是为无止境的物欲堆砌，还是为更合理的社会供给与心灵满足？
《尚贤》篇为劳动价值的实现铺设了伦理阶梯。“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此论石破天惊。工匠贱？墨子举傅说版筑、胶鬲贩盐而佐成殷周；商贾卑？伊尹负鼎俎而调五味遂为商相。墨子的“能”以“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为标准，本质是道德修养、实践智慧与社会贡献的复合体。他讥讽世袭贵族“面目佼好则使之”，如同“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尚贤”彻底否定了以身份定尊卑的先验秩序，将社会地位的确立基础置于个体后天展现的德行与才能上。这种基于实际贡献的晋升机制，与当代职业伦理追求的公平竞争、按劳分配原则不谋而合。劳动不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个人德行与能力的外显，是实现阶层流动、赢得社会尊重的核心路径。
墨翟之学虽湮没千年，其劳动观如淬火之刃，仍能剖开当代职业伦理的迷障。当浮华喧嚣裹挟人心，重读《墨子》，见那黝黑奔走的身影在尘土弥漫的古道上，以最质朴的言辞昭示：劳动尊严生于力行，价值评判系于利他，成果分配贵在节制，阶层流动成于尚贤。于机器轰鸣与数字洪流中守护劳动的本真价值，或需向这遥远的烟火汲取不熄的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