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生活在战国初期，社会动荡与资源争夺成为常态。他所创立的经济思想体系中蕴含的朴素观念，与现代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原则产生着跨越时空的共鸣。这种共鸣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对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洞察。《墨子·辞过》清晰地指出：“圣王之法曰：丈夫年二十，不敢毋处家；女子年十五，不敢毋事人……此不惟使民蚤处家，而可以倍与且乎？”这段论述并非单纯强调人口繁衍，其深层价值在于揭示了人口增长与物质供给平衡的重要性。墨家认识到，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必须建立在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清醒认识之上，人口的合理增长需匹配物质生产的可持续能力，避免因人口压力超越环境承载力而导致的资源耗竭与社会崩溃，这已然触及了发展可持续性的根基。
墨子经济思想中最醒目的标志是对无度消费的强烈批判与对适度节用的积极倡导。“节用”并非苦行禁欲，而是一种深刻的资源优化配置与永续利用的智慧。《墨子·节用上》开宗明义：“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 墨子的“倍之”效应，核心在于通过杜绝奢靡浪费，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更能创造社会整体福祉的生产与民生领域。他强调实用价值，“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反对奇技淫巧与华而不实的器物制造。这种强烈的实用主义导向，本质上是对物质资源高效利用的追求，极大地压缩了非必要消费对自然资源的索取总量，确保基本需求和再生产所需的资源得以长期保障。古代“陶者为陶，器苦窳”的故事正是对过度追求精细奢华导致资源浪费、品质下降的警示，墨子的节用主张深刻预见了现代循环经济中“减量化(Reduce)”原则的精髓。
墨子的经济理念绝非局限于物用层面，其“非攻”思想构建了可持续发展的外部安全屏障。战国时期频繁的兼并战争对社会财富与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触目惊心。墨子痛斥战争是“夺民之用，废民之利”，“今尝计军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拨劫，往而靡弊腑冷不反者，不可胜数。” 战争不仅消耗巨量物资，更直接摧毁农田、水利、森林等基础生产生活系统。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力倡和平共处，反对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他身体力行，组织墨者以“守御”之术帮助小国抵抗侵略，著名的“止楚攻宋”便是明证。“非攻”思想从根本上消除了因战争冲突导致的大规模、系统性资源毁灭和环境退化的风险，为区域性的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了和平保障，这正是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设想一个战火纷飞、环境满目疮痍的世界，任何关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规划都将沦为泡影。
墨子学说对可持续性的保障还体现在其推崇的技术理性之中。墨家集团本身是一个兼具工匠精神与技术研发能力的组织。《墨子》书中大量记载了对力学、光学、几何学等自然科学原理的探索，并将其应用于守城器械、农业工具等改善生产生活的实践。墨家对技术的重视，并非着眼于制造享乐之具，而是为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追求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劳作艰辛、改善防御能力。如《墨子·备城门》中记载的诸多高效守城设备，既是为了防御战争破坏，也体现了对有限资源（人力、物力）的最大化利用。这种以增进民生福祉、提升效能、应对挑战为目的的技术观，蕴含着通过科技进步突破资源环境瓶颈、实现更高效发展的朴素思路，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高度契合。技术的发展方向，应当服务于人类社会的长久存续，而非成为加速资源耗竭与环境破坏的帮凶。
墨子思想中，“天志”具有至高权威。《墨子·天志上》云：“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 “天志”代表着一种超越人类意志的自然法则和道德秩序。墨子将“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伦理法则上升为“天”所要求的普遍法则。这种天人观固然有其神秘色彩，但剥离其形式，其内核在于将人类社会的运行模式（兼爱互利）与某种被视为至高的自然法则（天志）统一起来，暗含了人类社会活动必须遵循某种客观自然规律的思想萌芽。违背自然规律（“反天意”），即“别相恶，交相贼”，最终会招致祸患（“罚”）。这在一定程度上，朦胧地触及了人类行为若违背生态平衡、过度掠夺自然，终将受到惩罚这一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警示。
审视墨子的经济学说，其节用、非攻、崇技、尊天的思想图景，描绘出的正是一幅朴素而深刻的可持续发展蓝图。他洞察到人口增长应与资源供给相协调，以“节用”为核心的资源高效利用与适度消费模式确保了发展的物质基础不被提前透支，“非攻”思想消除了战争这一毁灭性的外部风险，技术理性指向了提升效能、改善生活的工具路径，而“天志”所蕴含的伦理则暗喻着对自然规律的内在遵循。这些思想虽在表述上带有时代的烙印，但其蕴含的对资源有限性、和平之可贵、技术当为善的认知，以及对过度欲望的警惕，无疑为现代可持续发展理念提供了珍贵的思想资源。在人类面临日益严峻的生态挑战与资源困局的今天，墨子的古老智慧依然闪烁着穿透历史的光芒，提醒着我们：长久的繁荣必须建立在节制、和平、效率与对规律的敬畏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