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学说本质上反对命运决定论，强调人的主观努力可以改变现实境遇。《墨子·非命》直言：“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这种“强力从事”的精神内核，与二十世纪末兴起的积极心理学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积极心理学创始人马丁·塞利格曼通过“习得性无助”实验发现，当个体反复经历无法控制的负面事件后，即便环境改变，其主动尝试的意愿也会显著降低，这种心理状态与宿命论者的消极心态如出一辙。而墨子主张的“非命”，正是要破除这种精神的枷锁。
墨家认为社会治乱兴衰并非天意注定，而是取决于统治者的作为与万民的勤勉。这种思想在《墨子》文本中反复呈现：“今用执有命者之言，则上不听治，下不从事。”其中蕴含的行为导向观，与现代积极心理学强调的“可控性认知”不谋而合。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提出的“自我效能理论”指出，个体对自身能力的信念直接影响其行为选择与坚持程度。墨家工匠团体对攻城器械的精益求精，本质上是通过技术实践验证“人力可胜天命”的哲学命题，这种实践精神正是自我效能感的具象化表达。
积极心理学关注如何激发人类内在潜能，墨学的实践路径则更具社会性特征。“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主张，构建了人与人相互支持的行动网络。《耕柱》篇记载墨子门徒跌鼻因身体残缺产生自弃念头，墨子以车轮制造为喻：“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说明价值实现不取决于先天条件。这种群体赋能机制，暗合积极心理学中“社会支持系统”对心理韧性的强化作用。塞利格曼后期提出的PERMA模型（积极情绪、投入、关系、意义、成就），其中“关系”维度恰是墨家通过行会组织实现的集体心理建设。
两者对痛苦的理解存在方法论差异。墨家以“节用”“节葬”等具体规范削减物质欲望带来的精神损耗，近乎行为主义疗法的前身；积极心理学则通过认知重构技术转变痛苦的意义诠释。宋代《太平御览》收录的墨子止楚攻宋故事中，公输般九设攻城机变，墨子九拒之，最终以“弟子三百人持守圉之器在宋城上”化解危机。这种通过充分准备将危机转化为转机的智慧，与现代创伤后成长理论（PTG）揭示的“逆境激发潜能”现象形成双重印证。
当今年轻群体面对内卷化竞争，宿命感与无力感悄然蔓延。重读墨家典籍中的实践哲学，可为现代人提供独特的心理资源。墨子主张“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将生存权与劳动权结合，使个体价值在创造活动中自然显现。湖南长沙出土的战国楚简《墨子》残篇中“义利统一”的论述，更揭示出物质实践与精神建设的辩证关系。这种立足于现实行动的积极人生观，比西方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的幸福追求更具社会整合力。
现代心理学研究证实，主动型人格特质者更易获得职业成就与生活满足感。墨者团体中耕战工匠的多元发展路径，恰似积极心理学倡导的“优势发现”实践。在郑州发现的汉代画像石上，墨家门徒持矩测天、执斧修车的场景，凝固了“知行合一”的精神图景。这种将信念转化为技术的行动哲学，为当下应对存在主义焦虑提供了古老而鲜活的方案：命运并非既定轨道，而是由无数此刻的选择铺就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