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思想碰撞的火花照亮了中华文明的源头。诸子各擅胜场，然在逻辑思维的系统构建上，墨家独树一帜，绽放出迥异于儒、道、法的理性光辉。《墨经》虽仅存残篇断简，却犹如埋藏千年的矿脉，承载着中国思想史上极为独特且珍贵的逻辑学财富。后世常称“儒墨并显”，实则墨家在认识世界的方式上，开辟了一条更为接近方法论的路径。
墨翟及其后学秉持“兼相爱，交相利”的核心主张，其思想基石建立在对现实世界的严密观察与分析之上。与儒家“述而不作”的传统不同，墨家主张“言有三表”，强调言论必须考察其本源、推究其实情、检验其效用。“古者圣王之事”为第一表，“百姓耳目之实”为第二表，“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为第三表。这种注重经验、实效和逻辑论证的取向，迥异于同时代许多学派基于道德直觉或玄思冥想的立论方式。《墨子》一书大量运用类比推理（“辟”）、援引事例（“援”）、推演（“推”）、比较异同（“侔”）等逻辑方法进行辩论，锋芒直指“无故富贵”的贵族阶层及其“厚葬久丧”、“非乐”等劳民伤财之政。墨家将逻辑视为明辨是非、建立公义社会不可或缺的工具。
深入墨家思想的核心，其后期发展出的“墨辩”或称“名辩”之学，更彰显了逻辑探索的深度。《墨经》六篇——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构成了一个相当精密的逻辑体系雏形。《经上》开宗明义提出了一系列关于逻辑、知识、时空、伦理的基本概念定义，如“故，所得而后成也”，对“原因”进行了界定；《经下》则围绕这些概念展开复杂命题的论证。《小取》篇尤为集中阐释了墨家的逻辑方法和推理原则，明确提出了“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的逻辑程序，探讨了“或”、“假”、“效”、“辟”、“侔”、“援”、“推”等七种具体的逻辑方法。其中对“效”的阐述尤为深刻，“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这种以确定法则为标准来衡量推论是否正确的思想，蕴含着演绎推理的萌芽。他们深入探讨了名（概念）实（对象）关系、同异关系、时空观、因果律等哲学逻辑问题，比如对“坚白离”论（探讨石头的“坚硬”与“白色”属性是否可以分离存在）的讨论，对“同异交得”（事物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辩证认识，以及对“杀盗非杀人”这类逻辑悖论的深入辨析，其思辨深度和严密性在先秦实属罕见。
墨家逻辑学的命运在秦汉以降颇为坎坷。当法家为秦统一提供理论武器，儒家被汉武帝“独尊”而成为官方正统后，强调理性、平等、兼爱的墨家因与集权统治及等级制度相抵触，其学说遭受冷遇，近乎中绝。其逻辑学的光芒被儒家强大的道德哲学话语所遮蔽。汉代学者如扬雄虽偶有提及“墨家俭而废礼”，然对其逻辑精髓已不甚了了。《墨子》一书长期沉埋于历史尘埃，其逻辑价值更是鲜为人知。魏晋玄学清谈虽重名理辨析，但多受道家影响，墨家逻辑资源未被挖掘。唐宋至明清，学者或专注于义理心性，或埋首于考据训诂，墨家逻辑学这一富矿几乎被遗忘。清代考据学兴起，《墨子》文本虽得到整理校释，如毕沅、孙诒让等学者用力甚勤，但他们的关注点多在训诂考据，对其中蕴含的逻辑学体系本身缺乏哲学层面的系统理解和价值重估。孙诒让在《墨子间诂》中感叹墨学“精深闳眇，未易窥测”，暗示了当时学者对理解墨家逻辑思想的困惑。
墨家逻辑学的真正价值重估始于西学东渐的近代。当严复等人引进西方形式逻辑（Logic），梁启超、胡适、章士钊等学者蓦然回首，惊觉在《墨子》残卷中，竟存在着与西方亚里士多德逻辑、印度因明学鼎足而三的古代逻辑思想体系。梁启超在《墨经校释》中高度评价：“在吾国古籍中，欲求与今世所谓科学精神相悬契者，《墨经》而已矣。”胡适在《先秦名学史》中，将墨家视为“发展了一种科学方法”的学派，认为墨家逻辑是“实用主义的方法论”。章士钊在其《逻辑指要》中，尝试以西方逻辑框架梳理墨家名辩思想，指出其许多逻辑法则与西方逻辑原理存在惊人的契合。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也专章论述墨家逻辑，视其为“中国哲学中最为重视知识论与方法论之一派”。这些近代学者的发掘与研究，不仅恢复了墨家在逻辑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更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久被忽略的科学精神和理性思维传统。墨家逻辑学对概念定义的精确性、推理论证的严密性、经验验证的重视，正是这种精神的集中体现。
墨家逻辑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远非一个消失学派的历史遗存所能概括。它代表着华夏先民在追求真理、探索世界规律时曾经达到的理性高度。它填补了先秦思想在形式化、系统化思维方法上的空白，为理解中华文化特质的多元性提供了关键维度。其注重实证、强调逻辑、讲求效用的精神，对于反思传统思维方式的局限性，促进现代科学思维和理性精神在中国的扎根与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启迪意义。如同深埋的璞玉，经过时光的磨洗，墨家逻辑学的价值终将绽放出更为恒久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