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云亦云的现象自古有之。《战国策》中记载“三人成虎”的典故，市集流言足以动摇理性判断，这种集体认知的扭曲揭示了从众心理的历史根源。社会学家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指出，群体意识如同无形纽带将个体编织进社会结构，个体行为常在不自觉中顺应集体节奏。传统文化典籍《礼记》描述的“大同”理想，在现实层面往往演变为对群体规范的盲从。
群体压力无形却沉重。实验心理学中的阿什从众实验揭示，当个体面临群体一致性错误判断时，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试者宁愿否认视觉事实也要保持合群。儒家思想中“和而不同”的智慧在现实社会常被简化成对权威的顺从。明代话本《喻世明言》描绘的市井百态里，商贩们竞相模仿成功者的经营模式，最终导致同质化竞争而集体破产，这种经济行为折射出从众心理的破坏性。鲁迅笔下看客们伸长的脖颈，正是庸众心理的文学写照。
权威崇拜加剧盲从惯性。古代官府张贴的“安民告示”即使内容荒谬，百姓依然奉若圭臬，这种制度性服从在马克斯·韦伯的权威类型学中得到理论阐释。传统文化中的跪拜礼仪强化了等级认同，当代网红直播间的疯狂下单现象与之存在心理同构。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描述的差序格局里，乡绅阶层对村民思想的掌控，本质上源于群体对知识垄断者的无条件信任。
现代社会机制放大从众效应。社交媒体算法制造的“信息茧房”使群体认知日趋同质化，传统戏曲中“一呼百应”的舞台效果在数字时代演变为热搜话题的病毒式传播。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文化工业理论，在网红同款商品的销售数据中得到验证。佛教典籍《百喻经》中“人云亦云”的愚者，在电商平台的刷单产业链里找到了当代化身。
从众行为具有双面性。抗疫期间民众自发形成的互助网络，正是正向从众的典范。《吕氏春秋》记载墨子止楚攻宋时，百姓传递守城指令形成的链条式响应，展现出集体理性的光辉。但《韩非子》警示的“众口铄金”现象，在当代网络暴力事件中屡见不鲜。汉代“举孝廉”制度后期出现的道德表演热潮，与现今社交媒体上泛滥的伪善人设形成历史回响。
商业操纵利用群体心理。战国时期吕不韦“奇货可居”的商业策略，本质上是通过制造稀缺假象引导群体消费。北宋《东京梦华录》记载的节庆购物狂潮，与当代“双十一”的消费主义狂欢具有相似心理机制。行为经济学中的“羊群效应”理论，在普洱茶、茅台酒等商品的价格炒作中得到充分演绎。清代《扬州画舫录》描绘的盐商斗富场景，其心理逻辑与奢侈品限量营销策略如出一辙。
文化基因塑造从众模式。费孝通提出的“熟人社会”理论，解释了中国传统社群更易形成集体共识的现象。二十四孝故事中“埋儿奉母”的极端案例，反映出道德标杆对群体行为的异常塑造力。但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强调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又为集体行动注入了理性自觉。魏晋时期嵇康“越名教任自然”的叛逆，在当代青年亚文化中找到新的表达形式。
群体智慧需要辩证看待。都江堰水利工程凝聚的集体智慧，印证了《周易》“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的古训。但《乌合之众》描述的群体智商退化现象，在历史重大决策失误中屡见印证。朱熹“格物致知”的治学理念暗示着，真正的群体进步需要个体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