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道德判断体系。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提出”仁”的核心概念，将其确立为道德实践的最高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精神，构成人际关系的基本尺度。这种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使道德判断超越简单的是非对错，呈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色彩。《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论述，清晰划分了道德判断的价值坐标。
先秦儒家代表孟子将孔子的仁学发展为完整的性善论体系。”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著名论断，指明道德判断的内在根源。孟子认为人性本具仁义礼智四端，如同火之始燃，泉之始达。当见到孩童将坠于井的危急时刻，人们会不假思索地产生惊骇怜悯之情，这种天然反应正是道德判断的原始形态。性善论为道德判断提供了哲学根基，使”人皆可以为尧舜”的道德理想具有实现可能。
道德判断不仅依赖内在自觉，更需要外在规范引导。《礼记·曲礼》强调”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将礼视为道德实践的具体载体。古代冠婚丧祭的礼仪程序，实质是道德判断的具象化表达。士人通过礼仪修习，在进退揖让间体会尊卑长幼之序，形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行为自觉。这种礼教传统使抽象的道德原则转化为可操作的行为规范，构建出稳定有序的社会伦理架构。
具体情境中的道德判断常面临两难抉择。孔子处理”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经典案例，展现儒家伦理的特殊性智慧。当血缘亲情与社会公义产生冲突时，儒家并不简单选择大义灭亲，而是肯定亲亲相隐的正当性。这种看似矛盾的处理方式，实则体现着道德判断的层次性——在基本人伦底线之上，存在更高层级的道义要求。《孟子·离娄上》记载舜帝背负犯法的父亲瞽叟逃至海滨的故事，正是这种伦理张力的生动演绎。
历史长河中，儒家道德判断标准不断演变发展。汉代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理论，将君臣父子关系纳入道德体系；宋明理学家则深入探讨”天理人欲”之辨，程颢”识仁”、朱熹”格物致知”等学说，极大丰富了道德认知的理论深度。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后倡”致良知”之说，将道德判断权柄收归本心，其”无善无恶心之体”的哲学命题，彻底打通道德本体与认知主体的隔阂。
现代社会转型对儒家道德判断提出新课题。传统五伦关系遭遇现代公民伦理的挑战，契约精神与仁义理念需要新的融合方式。但儒家”见利思义”的价值取向，”和而不同”的处世智慧，”民胞物与”的天下情怀，依然为当代道德困境提供着宝贵启示。当物质主义泛滥导致价值迷失时，《大学》”明明德”的古老训示，仍在提醒人类精神的永恒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