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群汇聚智慧时，常被一种盲目的乐观笼罩，似乎数量本身便等同于正确。这种朴素信念忽视了一个残酷现实：个体思维的局限叠加，未必导向真理，反而可能催生集体性的认知偏差，甚至酿成灾难性后果。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早已洞察群体的非理性特质，个体融入群体后，责任感的稀释与情感的传染，使得群体智力往往低于成员的平均水平，易于受暗示、冲动且偏执。历史长河中，由群体狂热推动的诸多悲剧事件，正是这种非理性力量肆虐的明证。
群体讨论常会形成一种无形压力，促使成员趋向一致。社会心理学家欧文·詹尼斯深入剖析了这种被他称为“群体迷思”的现象。当凝聚力过强的群体追求和谐一致时，成员倾向于自我审查不同意见，压制疑虑，对外部警告充耳不闻。成员间形成一种“心灵卫士”的角色，主动排除干扰信息，维护群体的幻觉。古巴猪湾入侵计划的惨败，很大程度上源于肯尼迪政府核心决策圈的群体迷思。成员出于维系团队和谐与服从权威的意愿，放弃了批判性思考，将潜在巨大风险轻描淡写，最终导致行动彻底失败。类似的思维禁锢在封闭决策圈中屡见不鲜，其危害深远。
即便群体成员初衷是审慎探讨，结果也常出人意料。由群体讨论催生的观点，往往比成员初始立场的平均值更为极端。这种现象被学者称为群体极化。桑斯坦的研究揭示了其机制：在群体讨论中，个体倾向于强化其原有观点的主流倾向。当相似观点的信息反复共鸣，成员获得更多的支持性论据，自信心膨胀，原有的立场便滑向更激进的边缘。网络时代的“回音室效应”是群体极化的典型温床，同类信息反复强化，促使个体在偏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群体决策也愈发偏离中庸与理性。网络暴力的形成，正是这种极化过程在虚拟空间的恶性释放。
权威的身影在群体决策中投下浓重的阴影。米尔格拉姆著名的服从实验，无情揭示了普通人在权威指令下，可以轻易违背良知执行伤害行为。在组织决策中，权威人物的意见常常具有难以抗拒的导向力，下属因恐惧挑战权威的后果、渴望认同或缺乏独立判断的信息基础，选择沉默或附和。1986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发射前的决策过程堪称悲剧范本。工程师基于数据对O形圈低温失效的灾难性风险发出明确警告，但在管理层的巨大时间与经济压力面前，他们的专业判断被层层过滤、压制、最终忽略。权威的意志碾压了专业审慎的声音，酿成了震惊世界的惨剧。这种权威压力造成的认知扭曲，使得群体决策丧失了纠错机制，坠入深渊。
群体决策的思维陷阱并非不可破解。关键在于有意识地引入机制对抗这些天然缺陷。鼓励异见、邀请外部专家质询、设立“魔鬼代言人”角色专门挑战主流观点，都能有效刺破共识幻觉。营造心理安全的氛围，让成员敢于表达疑虑而非恐惧惩罚，是释放群体智慧的前提。决策前充分讨论，避免仓促表决；决策后建立严格的复盘机制，审视过程漏洞。古人云“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正是对群体决策陷阱的古老箴言。唯有正视群体智慧的脆弱性，警惕无形中滋生的思维缺陷，才能真正发挥群体协作的优势，避免在集体名义下重蹈非理性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