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浪潮席卷当代生活,工具理性以其精确的计算与高效的操控能力,深刻地塑造了人类社会的运行模式。从农耕时代的简单器械到智能时代的复杂算法,工具始终被赋予延伸人类能力的使命。先哲《周易》提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清晰划分了无形的法则与有形的工具。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详尽记录百工技艺,字里行间亦流露出对器物背后“巧夺天工”之道的赞叹。工具理性本身,如同《荀子·天论》所言“制天命而用之”,体现着人类认识自然、驾驭自然的智性力量,其合理性毋庸置疑。
工具理性将世界对象化,以抽象的逻辑框架和精确的量化标准去解析万物、预测趋势、提升效率。这种强大的解析力与掌控感,推动着物质文明的飞速进步。然而,当工具理性从方法论悄然上升为一种世界观和价值评判的唯一尺度时,其潜在的异化效应便显露无遗。古希腊哲人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而当工具理性僭越为尺度本身,人反而可能成为被丈量、被切割、被优化的对象。现代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人被纳入庞大生产链条的特定环节,异化为系统运转的一个零部件,其感受、情感与内在价值常被冰冷的效率指标所遮蔽。海德格尔忧虑于技术的“座架”本质,担忧它将一切存在者,包括人自身,都仅仅视为可供计算和攫取的“持存物”。算法时代的信息茧房、数据监控、个性化推送,表面上提升了用户体验的效率,实则悄然塑造甚至禁锢了人的认知范围与选择自由,工具从解放的手段反转为束缚的牢笼。
当工具理性成为单一霸权,价值理性便遭到排挤与压制。价值理性关注存在的意义、行动的终极目的、何为美好生活等根本性问题。孔子倡导“君子不器”,其深意正是警醒世人勿将自身降格为纯粹的工具性存在。庄子《养生主》篇中,庖丁解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正是超越了技术层面的机械操作,进入一种心物交融、主客统一的自由境界。工具理性若失去价值理性的引导与反思,便会陷入无休止的技术迭代竞赛之中,忘记出发的原点与归途。科技的巨大力量若失去伦理的锚定,将如同脱缰的野马,奔向不可测的深渊。核能既可以照亮千家万户,亦能瞬间摧毁文明;基因编辑技术或可治愈顽疾,亦可能颠覆生命伦理的根基。
工具理性的自我超越,其核心在于重新唤醒其内在的伦理自觉,重新接续价值理性的源头活水。这种超越并非否定工具理性本身,而是对其位置与限度的深刻自觉。它要求每一次技术方案的提出与实施,都应伴随着伦理价值的追问:这项技术服务于何种人类福祉?它将如何影响社会公平与人的尊严?其潜在风险是否得到充分评估与防范?正如《中庸》所言“致中和”,科技发展亦需寻求效率与伦理、创新与稳健、功用与人文之间的动态平衡与和谐统一。中国古代的“道器合一”思想,《尚书·大禹谟》提出的“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将端正品德、善用器物、富裕民生、和谐共处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正是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融合共生的古老智慧。
现代科技伦理的构建,本质上正是工具理性寻求自我超越的实践路径。它要求在工程设计之初便嵌入伦理考量(价值敏感设计),要求建立公开透明的风险评估机制,要求赋予公众对重大技术应用的知情权与参与权。科技从业者不仅需要卓越的专业技能,更需具备深沉的伦理素养与社会责任感,如同《大学》开篇所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其终极意义在于彰显光明美好的德性。科技发展的最高境界,应是如《道德经》所言“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有形之器(技术)提供便利,无形之道(伦理价值)指引方向。唯有在工具理性的迅猛奔驰中,时刻保持对价值理性的敬畏与回归,科技才能真正成为照亮人类前行道路的光明火炬,而非吞噬意义的黑暗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