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义利观的核心在于对“义”的至高推崇与对“利”的谨慎警惕，这种根植于传统社会土壤的伦理准则，历经千年沉淀，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孔子直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亦强调“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将道义置于物质利益之上，奠定了重义轻利的思想基调。汉儒董仲舒则进一步强化“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将道德追求与功利目标截然二分。这种深刻的伦理取向，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森严的等级社会中，确曾有效维系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与人际关系的和谐，塑造了士人阶层“安贫乐道”的价值认同。然而，当这套源自农耕文明的价值体系遭遇现代商业社会的浪潮，其内在张力便逐渐显现，某些方面甚至构成了对现代商业活力的无形制约。
现代商业的本质是价值创造与交换，其运行基石是对产权、契约的尊重以及对合理利润的追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正是对个人利益的合理追求，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最终推动了社会整体福利的提升。这与儒家传统中将“利”视为道德瑕疵源头的观念形成了鲜明冲突。在儒家伦理影响深远的商业环境中，企业经营者或个体商户有时会面临无形的道德压力。公开谈论利润目标、积极争取市场份额，乃至采取某些必要的竞争策略，可能被贴上“唯利是图”“锱铢必较”的标签。这种氛围抑制了商业主体坦率追求经济价值的动机，使他们在决策时背负过重的道德包袱。一个典型例子是，某些企业家在事业成功、积累财富后，往往需要投入大量资源从事慈善公益，部分动机即是为了平衡社会对“逐利者”的道德审视，寻求“义”的认可，这无形中挤占了用于企业再发展或技术创新的资本。
这种内在冲突深刻地影响了商业实践中的风险承担与创新驱动。现代商业的核心驱动力在于通过创新、冒险和效率提升来创造超额价值。然而，儒家义利观中对稳定、和谐的偏好，以及对偏离主流路径的潜在风险的高度敏感，容易催生保守的经营倾向。《论语》中“君子不器”的教导，虽然本意在于强调通才而非局限于单一技能，但在后世解读中，有时不自觉地贬低了专业化与精深技术研究的价值。这种氛围下，企业家对高投入、高不确定性的前沿技术探索可能裹足不前，担心失败带来的不仅是经济损失，还有“离经叛道”的负面评价。相较之下，投资于可见度高、风险可控、社会形象良好的传统产业或领域，被视为更稳妥且符合“义”的选择。其结果可能延缓新兴产业的培育速度，影响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攀升。明清时期江南地区虽有发达的商业网络，但未能如同时期西欧那样孕育出颠覆性的工业革命，文化观念中重农抑商、重义轻利的集体意识难辞其咎。
儒家重义轻利的取向对现代商业的资本运作逻辑也构成挑战。资本市场是现代经济的血脉，其高效运转依赖于清晰的产权界定、对投资回报率的理性评估以及对风险的量化定价。然而，儒家传统中对“不义之财”的高度警惕，以及对“均贫富”理想状态的模糊向往，有时会转化为对资本逻辑的深刻怀疑。在融资或上市过程中，企业若过于强调盈利前景和股东回报，可能引发对其是否“纯粹追逐利益”的争议，影响其估值和市场信心。同时，这种观念也可能渗透到监管政策和社会舆论中，导致对资本力量过度扩张的过度防范，甚至出现忽视市场规律的行政干预，客观上抬高了企业的合规成本和融资难度。历史上，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虽肯定求利的正当性，但其声音在正统儒家思想谱系中常被边缘化，足见义利冲突的源远流长。
当然，强调儒家义利观对现代商业的制约，并非全盘否定其积极价值。儒家对诚信、社会责任、长远眼光的强调，恰是商业伦理中不可或缺的瑰宝。孔子“见利思义”“富而好礼”的教诲，对于遏制商业欺诈、防止环境破坏、倡导可持续发展具有永恒价值。问题在于，当“义”被绝对化、神圣化，并与“利”截然对立时，便可能脱离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发展阶段，成为束缚经济活力与创新精神的枷锁。日本近代实业家涩泽荣一提出“论语加算盘”的理念，试图调和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提示我们，在继承儒家伦理精华的同时，必须正视并超越其历史局限性。关键在于剥离特定时代附加于其上的僵化教条，在尊重市场规律、鼓励价值创造的基础上，重新诠释“义”在现代商业语境中的内涵——它应是保障交易公平、维护生态永续、促进成果共享的规则体系，而非压抑合法逐利、阻碍商业繁荣的道德桎梏。唯有实现义与利的辩证统一与动态平衡，古老智慧才能真正照亮现代商业的航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