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创世神话宛如源头活水，滋养着不同民族最原始的世界观与精神家园。中国与西方的创世叙事，如同两条蜿蜒流淌的江河，源头各异，形态纷呈，映照出迥异的文化底色与哲学根基。深入探寻这些古老故事的肌理，仿佛打开了一扇窥探中西文明精神内核的窗口。
华夏的创世传说，弥漫着浓烈的自然主义与内在生成气息。“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孕育其中，经历万八千年，终于破壳而出，撑开天地。盘古自身化生万物，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其死，并非终结，而是彻底的奉献，身体的一切皆融入新生的世界。庄子《逍遥游》中藐姑射山神人“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逍遥形象，虽非直接创世，却折射出华夏神祇与自然融合无间、超越具象束缚的境界。女娲抟黄土造人，炼五色石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其行为充满对秩序修复与生命延续的责任，神性中饱含着慈母般的温柔与坚韧，而非凌驾于万物之上的绝对主宰。这种创世图景，强调宇宙的自我生成演化（“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神祇本身也是这宏大演化过程中的参与者与推动者，最终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秩序的建立，依赖于阴阳、清浊、高低等对立面的和谐平衡，而非外力强加的律法。
转向西方，古希腊的创世叙述则呈现出另一种图景。赫西俄德《神谱》开篇即描绘世界的起源：最先出现的是“卡俄斯”（Chaos，混沌），随后大地女神盖亚、深渊塔尔塔罗斯、爱神厄洛斯等相继诞生。这并非一个自发和谐的过程，后续的神族更迭充满了血腥的暴力与权力的争夺。乌拉诺斯被其子克洛诺斯阉割推翻，克洛诺斯又被其子宙斯联合众神推翻囚禁。创世伴随着剧烈的冲突、阴谋与代际战争。《圣经·创世纪》的叙述截然不同，却同样强调至高意志的绝对主宰。“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耶和华神通过言说分离光暗、创造万物、塑造人类，秩序完全源自于神的意志和命令，是“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般不容置疑的外在赋予。人被安置在伊甸园中管理万物，但人与神的关系是创造者与被造者，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无论是希腊神话中的奥林匹斯诸神，还是《圣经》中的耶和华，他们都具有鲜明的人格化特征，拥有强烈的意志、情感，甚至缺点（希腊诸神尤为明显），他们外在于所创造的世界，或居住于高不可攀的奥林波斯山巅，或超越于时空之上。秩序的建立依赖于神的律法、契约（如摩西十诫）或强力统治（如宙斯的神王地位）。
这两种迥异的创世模式深刻塑造了各自文明的宇宙观和价值观。中国神话强调“天人合一”，人并非神的造物奴隶，而是自然宇宙的一部分，甚至具有“赞天地之化育”的潜能。盘古化生万物、女娲造人补天的传说，暗示着人与万物的同源性与内在联系。神祇的形象，无论是盘古、女娲还是伏羲，都带有强烈的牺牲、奉献、慈爱色彩，更接近于理想化的祖先或圣王。这种观念深深影响了后世儒家“亲亲仁民爱物”的伦理关怀与道家“道法自然”的哲学理念。屈原在《天问》中对宇宙起源、天地结构的叩问，本身就体现出一种将宇宙视为可理解、可探究的宏大整体的意识，而非全然不可测的神迹。
西方传统，尤其是希伯来传统，则强化了“神人二分”的观念。人与神之间存在根本性距离，人是受造物，必须遵循神的律法。希腊神话虽然神人同形同性，但神祇的喜怒无常、妒忌争斗，既赋予人探索与抗争的文学原型（如普罗米修斯盗火），也凸显了命运的不可抗与神意的难测。这种超越性的造物主观念，为西方科学探索外部世界提供了潜在的合法性（探索上帝所造的规律），但也容易导向一种将人与自然截然分离的工具理性态度。北欧神话中奥丁以自身献祭于世界树寻求智慧的故事，则展现了另一种带有悲情色彩的牺牲与对秩序、智慧的执着追求，其内在逻辑与精神气质仍与《圣经》和希腊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西创世神话的差异，绝非优劣之分，而是人类面对浩瀚宇宙与自身存在时，在不同地理环境、历史经验、社会结构下，以想象力编织出的不同理解图式。华夏神话如一幅水墨长卷，渲染着生命与自然的交融共生，秩序在内在和谐中徐徐展开；西方神话则像一幕幕戏剧冲突，凸显意志与律法的力量，秩序在外部设定或激烈斗争中确立。这些源头性的故事，早已超越单纯的神话范畴，深深烙印在各自文明的艺术、哲学、伦理乃至政治制度之中，成为理解东西方文化精神密码不可或缺的钥匙。它们共同构成人类早期对存在之谜的宏伟叩问，其回声至今仍在我们文化的深层结构里清晰可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