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人类早期经济形态时，考古遗址的灰烬层、石器作坊的残片、动物骸骨的分布模式，无声地诉说着远超生存需求的复杂经济活动。人类学家透过这些沉默的证据，试图复原一个没有文字记载却充满经济智慧的世界。我们习以为常的“交易”、“积累”、“所有权”等概念，在那个漫长时代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
早期狩猎采集群体的经济活动，核心并非我们理解的“效率”与“积累”，而是围绕“互惠”与“分享”的社会网络编织而成。列维-斯特劳斯对原始部落的研究揭示了这种深层逻辑。想象一个史前狩猎队满载而归的场景，猎物的分配遵循着严格的规范。它并非简单的物质分发，而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确认与加固。猎手将猎物慷慨分予他人，特别是未能参与狩猎的家庭，这绝非慈善行为，而是一种社会债务的建立。这种看似不求即时回报的给予，实则确保了当猎手本人或家人陷入困境时，能够获得来自群体的支持。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观察到的“库拉圈”（Kula Ring），以贵重臂镯和项圈为媒介，在遥远岛屿间构建起复杂的互惠交换网络，其核心并非物品的实用价值，而是通过物品流动建立起的社会联系与声望积累。这种互惠逻辑贯穿于日常食物分享、工具借用乃至婚姻交换，是维系群体生存的关键纽带。
然而，当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成为主导，一种新的经济组织模式——“再分配”——开始崭露头角并深刻改变社会结构。农业生产的相对稳定性促使人口增长，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积累挑战——主要是粮食的集中存储与分配。人类学家卡尔·波兰尼深刻分析了这一转变。在两河流域或古埃及的早期聚落，考古证据清晰地显示大型的公共仓储设施，如位于叙利亚的布拉克土丘（Tell Brak）。这些设施的存在意味着剩余产品的集中化管理不再是个人或小家族的行为。通常，由社群中享有较高威望的领袖（可能是部落长老或早期的祭司阶层）负责协调整个社群的劳作：组织水利工程的修建、安排集体狩猎或防御、统筹农作物的播种与收获。收获后的粮食并非立刻分发殆尽，很大一部分被集中储藏。这种集中控制的财富（主要是粮食），成为领袖权力的重要物质基础。在非生产季节或遭遇灾害时，领袖负责将存粮按照某种规则（如家庭需求、贡献大小或社会等级）重新分配。领袖通过主持这种再分配过程，不仅保障了共同体的存续，也极大地巩固和提升了自身的权威与社会地位，成为社会复杂化分层的重要推动力。中国仰韶文化中大型公共窖穴的出现，也暗示了相似机制的存在。
农业社会的稳定定居，为另一种古老经济形式——贸易——提供了生根发芽的沃土。最初的贸易可能源于对特定稀有资源的渴望，如用于制造优质工具的燧石、黑曜石，用于装饰的贝壳、特殊颜料，以及后来出现的金属矿石。这些资源往往只存在于特定区域。人类学家认为，早期长途贸易的意义远超单纯物质满足，它更多地带有深刻的“象征交换”色彩。法国人类学家莫斯在《礼物》中阐述的“礼物之灵”（Hau）概念对此具有启发性。当一件来自远方的物品，比如一块晶莹的玉石、一件制作精美的骨器，被赠送给另一个群体的成员时，它所承载的不仅仅是一件物品，更是其来源地的神秘力量、赠予者的声望与友谊。接受礼物的一方，在享受其使用价值与象征意义的同时，也背负了未来必须回赠的义务，以维持这种关系的平衡与活力。中国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中出土的、可能来自遥远南方的精美玉器，其广泛传播很可能并非依赖纯粹的市场买卖，而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网络运作的结果。这些玉器作为神圣仪式用品或身份象征物，其获取与流通本身就是建立和维护区域间政治联盟、宗教信仰网络的重要手段。这种远距离的物资流动，促进了不同区域文化间的接触与交流，为更大范围的社会整合埋下了伏笔。
考古遗迹中反复出现的特定物品在特定区域的富集，暗示了区域间贸易线路的存在与运作。爱琴海地区的黑曜石贸易网、中国史前玉石的“北玉南传”现象，都证明了史前人类克服地理障碍进行交换的能力。这种交换的驱动力，部分源于物质需求，但很大程度上也服务于社会凝聚、仪式活动或地位彰显等非物质目的。人类学视角使我们看到，史前经济远非简单的生存挣扎，它是一幅由互惠、再分配与象征性交换交织而成的、服务于社会存续与发展的复杂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