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定居生活的出现改变了人类与疾病的关系。早期人类以采集狩猎为生，流动分散的生存方式限制了传染病的流行。当人类开始在固定区域种植作物、驯养家畜，稠密的人群与家禽家畜毗邻而居，为病原微生物提供了理想的传播环境。河畔冲积平原土壤肥沃，吸引先民聚集耕作，却也是血吸虫、钩虫等寄生虫的天然温床。聚落中央的水井与排水沟渠若处理不当，极易成为霍乱弧菌的滋生场所。家畜驯化史同样暗藏危机，牛结核病、猪流感等病原体在人与牲畜的频繁接触中跨越物种屏障。
古代文献与考古发现共同勾勒出传染病肆虐的图景。甲骨卜辞中“疾年”的记载，暗示商代可能爆发过大规模瘟疫。汉代墓葬出土的简牍详细记录着边境戍卒因疟疾减员的状况，南方卑湿之地的瘴气始终是中原王朝南拓的障碍。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源于商队沿丝绸之路带来的鼠疫杆菌，商旅与军队无意间成为病原体的载体。蒙古骑兵围攻卡法城时将染病尸体抛入城中，制造了人类历史上首次有记载的细菌战。美洲原住民对欧亚大陆的天花病毒毫无抵抗力，殖民者携带的微小病原体造成的原住民死亡数量远超刀剑火器。
农业社会的防疫智慧在灾难中淬炼成型。《周礼》记载周代设有“司烜氏”专职掌管用火燎烧防疫，“翦氏”负责清除毒虫。秦代律法规定麻风患者必须迁居“疠迁所”，是世界上最早的传染病隔离法规。东汉张仲景宗族二百余人死于伤寒，遂著《伤寒杂病论》创立六经辨证体系，其理法方药至今仍是治疗外感热病的圭臬。明代医家吴有性通过观察瘟疫流行特征，在《瘟疫论》中突破性地提出“戾气”致病说，指出病原体可通过空气与接触传播，早于西方细菌学三百年。
传染病深刻重塑了农业文明的社会结构。罗马帝国因反复爆发的安东尼瘟疫丧失近三分之一人口，导致兵源枯竭与税基萎缩，加速了帝国衰亡。十四世纪黑死病扫荡欧洲，造成劳动力锐减，反而促使封建农奴制瓦解。清军入关后因天花威胁形成的“避痘制度”，催生了承德避暑山庄这类特殊政治中心。民间发展出丰富防疫民俗，端午插艾草驱五毒，重阳佩茱萸避瘟灾，这些节俗背后都隐含着对疫病的集体记忆。
农耕技术革新与疾病流行存在微妙关联。水稻精耕细作需要大量人力在泥水中劳作，加剧了血吸虫病的传播。梯田开垦改变地表径流，意外扩大了按蚊孳生范围。运河工程连通水系促进商贸，却也让霍乱沿水道快速蔓延。高产作物番薯、玉米的推广缓解了饥荒，但单一作物连作制助长了害虫与病害。当马铃薯晚疫病横扫十九世纪爱尔兰，百万饥民被迫远走他乡，农业结构的脆弱性在病原体面前暴露无遗。
农业社会传染病史揭示着人类发展的悖论。定居农耕创造了辉煌文明，也埋下了疫病流行的隐患；技术进步带来丰饶物产，却可能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那些在青史中留下寥寥数笔的“大疫”，实则是无数个体生命堆砌的悲剧。先民在瘟疫阴影下积累的隔离消毒经验、病源认知与医疗实践，构成了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原始基石。当我们审视新冠肺炎时代的世界，农业文明时期形成的防疫智慧与教训，依然在历史的回音壁上震荡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