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器牛耕普及促使农耕效率提升，粮食产量显著增加。人类首次获得稳定食物来源，聚落规模逐步扩大。战国时期李悝推行”尽地力之教”，垦田面积翻倍增长。《周礼》记载”九夫为井”的井田制度，印证早期土地分配体系对人口承载力的支撑。黄河中下游平原沃野千里，孕育出千万级人口规模，周王室户籍统计显示百年间人口增幅逾三倍。
土地开发终有极限。西汉《盐铁论》尖锐指出：”伐木而种谷，焚莱而种粟”，垦殖范围逼近森林草原边界。武帝时期关中平原呈现”地力竭矣”的疲态，亩产量停滞不前。天灾成为压垮平衡的巨石，王莽新朝末年旱蝗并起，《汉书》载”人相食，城郭皆空”的惨状，揭示农耕支撑体系何等脆弱。灾荒导致人口折损往往达到三成以上，恢复周期长达数十年。
耕作技术革新带来短暂曙光。曲辕犁在唐代普及使丘陵开发成为可能，梯田如龙鳞般覆盖江南丘陵。占城稻引入实现一年两熟，宋代《梦溪笔谈》详录稻作技术革新如何滋养千万生灵。但人口增长惯性远超想象，唐天宝年间全国在册人口突破五千万，人均耕地已不足汉朝半数。杜甫”朱门酒肉臭”的控诉，暴露出丰收时节粮仓盈满而百姓饥馑的结构性矛盾。
马尔萨斯陷阱在文学镜像中反复投射。《诗经·云汉》描绘”周余黎民，靡有孑遗”的灾荒图景，屈原《九章》哀叹”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元代王祯《农书》记载轮作休耕制度时，字里行间透出对土地过度开发的忧虑。至明清时期，玉米甘薯等高产作物传入仅延迟危机爆发，乾隆年间人口突破三亿，人均粮食占有量反较明末下降两成。
人口压力引发生态反噬。黄土高原森林覆盖率由先秦七成骤降至清末不足三成，渭河”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唐《元和郡县志》记录黄河决堤频次较汉代增加五倍，华北平原盐碱化蔓延。农耕文明的光环下，森林退缩导致小冰河期灾害加剧，竺可桢气候曲线显示十三世纪后寒潮频率与人口峰值高度重合。
王朝周期律与农业承载力深度咬合。秦朝统一时约两千万人，至赤眉起义爆发已逾六千万。明洪武十四年统计人口六千余万，崇祯末竟达一亿五千万。人口翻倍过程往往伴随土地兼并加剧，《明史·食货志》记载皇室庄田占据全国耕地七分之一。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成为常态，流民起义便如火山喷发，每次改朝换代伴随的人口损失常达峰值半数。农耕文明将人类送上人口增长的快车，却始终未能挣脱资源枷锁的桎梏，恰如《左传》所言：”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