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轨道的标准宽度在世界上多数地区是1435毫米。这个数字源于英国工程师乔治·斯蒂芬森设计的早期蒸汽机车的轨距。而斯蒂芬森的设计，又部分承袭了更早的矿车轨道宽度。追根溯源，这种宽度与古代欧洲马车的车轮间距惊人地一致——大约相当于两匹拉车马并排时屁股的宽度。古罗马帝国纵横驰骋的战车，其轮间距就基于此，目的是让两匹马能舒适并排奔跑。千年之后，当铁轨开始铺设，早期工程师自然借用了早已广泛使用的马车道路和矿车轨道标准。尽管并非最优，1435毫米就这样被固化下来，成为全球主导标准。即使后来工程师认识到更宽或更窄的轨距在某些地形和运力需求下可能更具优势，但改变的成本——包括已有线路、车辆、站台设施的全盘改造——已高得令人望而却步。历史的惯性如同铁轨自身，一旦延伸铺就，方向便难以轻易扭转。
这种现象在技术演进历程中屡见不鲜，它被称为“路径依赖”。初始的选择，即使是偶然的、随机的，一旦被采纳并形成规模效应，便可能产生强大的锁定效果，将整个系统引向特定的发展轨道，即便存在理论上更优的替代方案。一个广为人知的现代例证是航天飞机固体火箭助推器的尺寸。它们的直径不能超过4.85英尺（约1.48米），为何如此？因为这些助推器需要从犹他州的工厂通过铁路运输到佛罗里达州的发射场。铁路运输的限制——隧道、桥梁的尺寸——决定了助推器直径的上限。而铁路轨距，则如前所述，受制于更久远的历史选择。先进的火箭技术，最终竟被两千年前为两匹马并排奔跑而设定的宽度所束缚，这看似荒谬，却是路径依赖力量的真实写照。
计算机键盘的QWERTY布局是路径依赖的另一个经典案例。设计初衷是为了解决早期机械打字机因击键速度过快而卡键的问题，故意将常用字母分散排列以降低打字速度。机械限制消失后，效率更优的键盘布局（如Dvorak键盘）被提出并验证，但QWERTY已根植于庞大的用户习惯、操作技能培训体系和设备制造标准中。颠覆它的社会成本巨大，导致效率并非最优的布局得以延续至今。这种依赖并非源于技术本身的先进，而是源于历史的沉淀、用户的习惯以及迁移所需的巨大代价。
路径依赖的深层影响远超具体器物标准。它深刻塑造了产业形态、经济结构乃至社会文化。中国先民在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模式下，发展出高度成熟的耕作技术和与之紧密相连的社会伦理、宗法制度。《淮南子·齐俗训》中言“今万人调钟，不能比之律；诚得知者，一人而足矣”，强调专才的重要性，但社会分工的路径一旦形成，往往需要巨大的变革力量才能推动其转向。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率先爆发，其蒸汽动力、工厂制度、贸易模式确立了现代工业的初始路径，深刻影响了后来者的追赶轨迹。后来国家即使拥有后发优势，也不得不在此既定框架下寻求突破点。技术生态系统的形成，如同生物进化中的特化现象，一旦选择了某一独特“生态位”并发展出复杂适应结构，转向全新道路就变得异常艰难。
路径依赖并非意味着技术发展完全受制于历史，成为宿命论的俘虏。它揭示的是变革需要克服的巨大惯性和成本。突破路径锁定，往往需要内外部因素的剧烈碰撞。新技术的颠覆性力量可以起到关键作用。例如，移动通信技术从1G模拟信号到4G、5G数字信号的代际跃迁，每一次都伴随着基础标准的彻底革新和庞大的基础设施重建投入，它打破了原有路径的束缚。强大的社会需求或政策意志也能成为关键推力。环保压力迫使全球能源结构加速向可再生能源转型，试图打破对化石燃料的百年依赖。然而，即使在这些变革中，历史的印记仍清晰可见——新能源并网仍需依托旧有电力传输网络，电动汽车的充电标准仍在经历激烈的路径争夺战。
理解路径依赖的本质，对个人、组织乃至国家规划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它警示我们，初始选择影响深远，需保持前瞻视野，避免被短期便利或局部最优禁锢于长期劣势路径之中。同时，它提醒变革推动者，改变深锁的路径需要强大的动力、足够的资源和精妙的策略设计，绝非一蹴而就。认识到自身所处系统中的路径依赖现象，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评估变革的成本与风险，理解历史遗留的合理性，并在拥抱创新时保持清醒。《道德经》所言“知止可以不殆”，在技术路径的选择上亦有深意——明白何处可以“止步”于现有成熟路径，何处必须奋力“破局”，才能在稳定与变革间找到平衡。历史车轮碾出的辙痕虽深，但人类智慧的星辰大海，终究会指引我们识别并尝试跨越那些由“马屁股”带来的无形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