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烽火连天，周王室衰微，诸侯林立。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号令九合诸侯，晋楚争霸裹挟诸国卷入漩涡。管仲治齐推行“叁其国而伍其鄙”，郡县雏形初现。楚庄王问鼎中原之际，中央对地方的约束力如残烛摇曳。诸侯称霸表面维系着松散联邦，实则孕育着制度裂变的力量。孔子周游列国慨叹“礼崩乐坏”，正是对分封体系瓦解的沉痛注脚。
秦始皇奋六世余烈扫平六国，开创“海内为郡县”的集权格局。《史记》载“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守县令皆由朝廷任免。咸阳宫中的铜权量衡取代了列国杂乱的度量标准，驰道车轨尽数统一。焚书坑儒的烈火，不仅焚烧竹简，更焚毁了分封贵族的政治根基。贾谊《过秦论》痛陈“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恰证秦制对分权传统的彻底颠覆。
汉承秦制而补其阙漏，郡国并行成为过渡形态。七国之乱时吴楚联军直逼梁地，晁错《削藩策》锋芒毕露。汉武帝推恩令如庖丁解牛，令诸侯王“分子弟邑邑”，王国析为侯国。盐铁专营剥夺地方财源，刺史监察刺破郡守威权。班固在《汉书》中揭示“强干弱枝”的深意：长安未央宫的诏令，终能直达南海郡的渔村。
唐朝疆域横跨葱岭，藩镇割据却埋下祸根。安禄山身兼三镇节度使，渔阳鼙鼓动地而来。郭子仪收复长安的捷报尚未抵京，河朔三镇又竖起割据大旗。柳宗元在《封建论》中痛陈：“失在于制，不在于政”，藩镇拥兵恰是权力分散的恶果。宋代杯酒释兵权终结了骄兵悍将的历史，转运使掌控地方财赋，提点刑狱司执掌司法，路府州县形成严密的垂直控制体系。
近代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联邦制思潮曾如昙花一现。联省自治运动在湖南试行省宪，陈炯明在广东倡行“联省自治为国统一”。然军阀割据的现实，使联邦理想沦为割据的遮羞布。黄埔军校诞生的革命军北伐途中，地方自治旗帜纷纷倒伏。当松散的权力结构无力抵御外侮，集权体制便如磁石般凝聚起救亡图存的力量。
现代治理体系探索着第三条道路。珠三角的产业协作突破行政区划壁垒，长三角的政务通办消融省界藩篱。乡村振兴战略中，驻村干部带着中央政策直抵田垄，扶贫大数据实时连通中南海与深山苗寨。这种新型权力结构，既非联邦制的松散联合，亦非传统集权的僵化控制，而是以高效治理为目标的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