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生活在战国初期，那个时代金戈铁马，诸侯纷争不息。战鼓声与百姓的哀嚎交织成最刺耳的乐章，列国君主的目光永远聚焦于疆土的扩张，对民生疾苦置若罔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墨子挺身而出，以惊世骇俗的“兼爱非攻”思想，如同一柄利剑，刺破了弥漫于世的功利主义迷雾，掀起了一场深刻影响先秦社会思想的和平主义运动。他的声音穿越硝烟，回荡在古老的城郭之间。
墨家学派以其组织严密、纪律严明著称，迥异于其他诸子百家的松散形态。墨子本人身体力行，不避艰险，以其强大的逻辑思辨能力游走于列国之间。最著名的莫过于止楚攻宋的故事。当墨子得知强大的楚国欲以公输盘新发明的攻城器械攻打弱小的宋国，他即刻启程，脚穿草鞋，日夜兼程赶到楚国都城。他用衣带模拟城墙，与公输盘进行攻守演练，最终在“道义”与“技术”两个层面彻底挫败了楚王的战争图谋，避免了一场生灵涂炭的屠戮。这并非孤例，《墨子》书中记载的止战事迹达数十次，其核心论据清晰而有力：“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战争便是千百倍的“不义”与“死罪”的叠加。
这种反战思想并非空谈道德，其根基深深扎在“兼爱”这一核心理念的土壤之中。墨子深刻洞察到战争的根源在于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缺乏普遍的爱，在于人们视己利高于一切。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种彻底打破血缘、地域、等级界限的博爱精神，要求人们将他人、他国的利益与安全置于与自身利益同等重要的位置，从而从根本上铲除引发冲突与掠夺的土壤。“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这不仅是理想社会的蓝图，更是墨家为实现和平提出的具体道德与政治准则。为了实现这种普遍的“兼爱”，墨子反对儒家“爱有差等”的观点，更严厉批判儒家繁复的厚葬久丧、奢靡礼乐等耗费民力的制度，认为它们加剧了社会的贫困与对立，同样构成和平的潜在威胁。
墨家的和平主义运动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这与其重视生产、崇尚实用技术的哲学气质一脉相承。墨子不仅是思想家，更是一位杰出的工程师与防御大师。他及其门徒精研守城之术，发展出当时最先进的防御器械和战术，如“转射机”、“渠答”、“悬梁”、“堑壕”等等。他们为小国弱国守城，目的并非助其攻伐，恰恰相反，是为了以强大的防御能力形成威慑，达到“非攻”的目的。这是一种独特的“以战止战”、“以守促和”的思路。墨子相信，通过提升防御能力，使潜在的入侵者认识到攻城将付出惨重代价而得不偿失，便能有效遏制侵略野心。这种基于实力平衡的和平保障思路，在当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墨家弟子在守城实践中展现出的自我牺牲精神和严明纪律，如“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深深地震撼了世人。
墨家学派深刻影响了先秦思想界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方向。其鲜明的非战立场和系统的反战逻辑，迫使当时热衷谈论王霸之道的思想家不得不正视战争的残酷性及其道义缺失。孟子虽然批判杨朱、墨翟之学为“无父无君”，但在战争问题上亦受到墨家感染，提出“春秋无义战”、“善战者服上刑”等尖锐批判。道家的老子、庄子虽然路径不同，但其主张“不以兵强天下”、“兵者不祥之器”，反对以武力征服天下的思想，与墨家反战精神存在某种程度的呼应。墨家所倡导的“兼爱”、“互利”观念，也为后世处理国家间关系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墨家以其巨大的道德感召力、卓越的行动能力和严密的思想体系，在血与火的战国时代，树起了一面追求和平与人道的光辉旗帜，其思想光芒穿透历史的尘埃，至今仍能给予我们深刻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