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兵戈不息，墨家学派在乱世中高擎和平的旗帜。《墨子·非攻》开宗明义反对不义之战，视掠夺性战争为“天下之巨害”。墨子并非空谈和平的哲人，他深刻洞察战争根源在于“大国之攻小国，大家之乱小家”，这掠夺本质与现代战争经济学揭示的资本扩张逻辑惊人相似。墨者践行“兼爱”以消弭纷争，其“非攻”绝非消极避战，而是以“守圉”之器构筑防御体系，彰显“义”与“不义”的界限，这与现代国际法中“自卫权”的边界设定、对侵略行为的集体抵制遥相呼应。
城墙脚下的墨者携守城器械奔走列国，以“墨守成规”的实战智慧消解攻城者的野心。他们深知止戈非仅靠道义呼喊，需有“备穴”“备梯”等精密技术为后盾。这种以实力求和平、以防御促遏制的思路，暗合当代集体安全机制中“相互确保防御”的威慑逻辑。墨子痛陈战争“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耗费千金只为攻城掠地，却使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墨子·节用》篇对此的控诉，至今回响在每一片被战火焚毁的家园废墟之上，与当代反战运动中“战争机器吞噬民生”的批判声浪共振。
战鼓声沉寂千年后，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催生了人类对和平的制度性追求。联合国宪章开篇宣告“欲免后世再遭战祸”，其核心原则正是对“非攻”精神的现代复刻——禁止非法使用武力。墨子主张“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这种跨越邦国界限的“兼相爱”思想，成为现代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伦理基石。从日内瓦公约对平民与战俘的保护，到国际刑事法院追究战争罪行，皆可视为墨家“交相利，兼相爱”原则在全球化时代的制度性延伸。战火中诞生的“和平学研究”，其创始人约翰·加尔通提出的“积极和平”概念，主张消除结构性暴力、促进社会公正，这与墨家批判攻伐战争源于“亏人自利”、倡导“兴天下之利”的治本之策如出一辙。
城楼上的弩机已被卫星监测取代，墨者的草鞋踏过尘土飞扬的官道，化为今日穿梭于冲突区的蓝盔部队与和平使者。然而现代战争形态的嬗变带来更严峻挑战：核威慑下的恐怖平衡如同悬顶之剑，非对称冲突模糊前线与后方，经济制裁成为无硝烟的征伐。当代反战思潮在反对军事干涉主义时，常回溯至墨子对“攻伐无罪之国”的愤怒谴责；而讨论自卫权边界时，又无法回避其“诛无道”的正义维度。当无人机在万里之外决定生死，当网络战悄然瘫痪民生系统，墨家“非攻”思想中对战争根源的深邃剖析——对资源、权力、意识形态的无度贪求——显得愈发切中时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拉拉呼吁以书本对抗子弹时，其精神内核与墨家“上说下教”、以理性与仁爱消弭战祸的实践轨迹悄然重合。
历史的长河从未真正平息波涛，墨翟悲悯的目光穿越时空审视着人类。当加沙的瓦砾掩埋童谣，当东欧平原的麦田被履带碾碎，“非攻”理念不仅是青铜时代的余响，更是对文明存续的永恒诘问：人类能否超越“以兵刃毒药水火退无罪人”的野蛮循环？现代反战者手中没有墨家的连弩，但他们传承着相同的信念——和平的堡垒需以智慧、勇气与对生命最深的敬畏共同浇筑。战争撕裂的伤口上，兼爱的种子仍在顽强萌发，如同荒原中的荆棘花，在血与火浸染的土地上，执着地指向无战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