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备内》中有言：“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韩非以犀利的眼光指出，造车人希望人富贵，制棺者却盼人早亡。工匠之“心术”看似截然对立，实则源于其产品功用与自身利益间的联结。人们评价其道德高低时，不免受到其行为可能导致的结果牵引。这一深刻洞见，揭开了人类道德评判中一个普遍却常被忽视的陷阱——结果偏差。我们对行为善恶的判断，往往不自觉地被最终结局的成败或利弊所左右。
道德评价本该着眼于行为的动机、遵循的准则或秉持的初衷。《论语》中孔子反复强调“君子喻于义”，主张行为符合道义的标准远重于其带来的物质回报。然而现实中，“以成败论英雄”、“成王败寇”的思维却顽固地盘踞在集体意识深处。同样一个冒险的决定，若侥幸成功，常被赞誉为“有魄力”、“勇于创新”；倘若不幸失败，则极易被斥为“鲁莽”、“缺乏远见”。评价者的天平随结果摇摆，行为的本质动机与遵循的伦理规范反而在评判中模糊了焦点。这种偏差使得道德评判掺杂了过多的功利计算，失却了应有的纯粹性与稳定性。
历史的回响清晰地印证了结果偏差的强大影响力。管仲早年侍奉公子纠，公子纠败亡后，管仲转投敌营侍奉齐桓公，并助其成就霸业。若单论“忠臣不事二主”的古训，管仲之行或可非议。然孔子却盛赞“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其评判重点赫然落在管仲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维护华夏文明所带来的宏大正面成果上。孔子将文明存续的价值置于对个人行为形式上的绝对忠诚之上，其评价标准明显受到结果效用的深刻影响。同样，《战国策》中苏秦佩六国相印，权倾一时，世人称羡其“合纵”之智与尊荣；张仪推行“连横”策略，虽也曾风光无限，但最终秦国统一进程中伴随着惨烈的战争与破坏，后世史家对张仪权谋的评价便多了一层严厉的批判色彩。结果的光辉或阴影，深刻笼罩着对历史人物智谋与道德的定性。
现代心理学研究为这种源于直觉的评判偏差提供了坚实的科学证据。研究者精心设计实验情境，描述一个医生在紧急状况下，选择执行一项风险极高的手术方案。当参与者被告知手术最终获得成功时，即使方案本身基于不完整信息且风险巨大，参与者对医生决策的道德谴责程度也显著低于那些被告知手术失败的参与者组。数据显示，糟糕的结果会显著放大人们对决策过程中潜在瑕疵的感知强度，进而强化对其道德责任感的负面评价。这说明结果好坏这一外在因素，能够强力扭曲人们对行为本身道德属性的内在认知，一种普遍存在的认知捷径将复杂多维的道德评判简化为对结果的趋利避害反应。
当代社会中，这种结果偏差的幽灵更是无孔不入。企业管理者的决策一旦遭遇市场挫折，其决策过程即便符合程序正义与当时最佳判断，也极易被舆论冠以“短视”、“失职”甚至“道德败坏”的帽子。司法实践中，“舆论审判”的漩涡常以案件结果的“惨烈”程度（例如伤亡人数多寡、损失数额巨大）来倒推当事人主观恶意的大小。在复杂的医疗纠纷里，即使医护人员严格遵循了诊疗规范，不幸出现患者死亡或严重后遗症时，其职业操守同样可能面临铺天盖地的质疑。海德格尔曾担忧技术时代“座架”对存在本质的遮蔽，在道德领域，结果的功利性“座架”也在无形中遮蔽了行为本身的伦理性内核，人们习惯于用结果的“利”与“害”来丈量道德的高与低。
审视结果偏差并非否定结果本身的重要性，而是警醒我们，道德评判的基石应当更加稳固。真正成熟的道德智慧，需要穿透结果的迷雾，深入辨析行为者的动机是否纯正、其行为是否遵循了公认的正当规范、其过程是否体现了对生命与权利的足够敬畏。《孟子》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彰显了超越单纯利害算计的道义追求。剥离结果偏差的影响，回归道德评价的本源，我们才能更接近“义”的本质。当结果的尘埃落定，唯有那些基于良知、遵循道义的行为，其价值的光芒才能穿越时空的偏见，持久地照亮人类前行的路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