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塔格毕生探索文学如何承载真相这一命题。她摒弃将文学视为装饰品的浅薄认知，文字不是华美袍子下遮掩疮疤的布料，而是刺穿表象的手术刀。在《疾病的隐喻》中，她剖析肺结核与癌症如何被社会话语扭曲为道德缺陷的象征，文学若回避此类隐喻的暴力性，便是对真相的背叛。桑塔格敏锐指出，文字工作者必须剥离附着于事物之上的文化偏见，让事物回归其物质性本身——疼痛只是疼痛，死亡只是死亡，而非道德审判的符号。这种剥离并非冷漠的客观主义，而是更深切的人道关怀，它要求作家直视现象的原始面貌，抗拒将苦难转化为诗意象征的诱惑。
摄影与文字之间的张力构成桑塔格思考的另一维度。快门闪动瞬间捕捉的“真实”影像，常被赋予不假思索的权威性。她在《论摄影》中警告，照片表面上的客观性极易沦为意识形态的载体，战争影像被反复消费后反而钝化了观者的良知。文学在此的职责显现出双重性：既要揭示影像背后被遮蔽的语境与权力结构，又要抵抗语言自身可能制造的新的遮蔽。桑塔格推崇的作家如罗兰·巴特，其文本以碎片化书写对抗宏大叙事的完整性，这种断裂感恰恰映射了真相的非线性本质。叙述的连贯性常意味着对混沌现实的暴力裁剪，文学的责任有时恰在于保留伤口敞开的姿态。
桑塔格对苦难再现的伦理困境有深刻洞察。她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中质疑，面对远方陌生人的苦难影像，泛滥的同情心是否会演变为一种美学消费？文学若沉溺于苦难的抒情化表达，则可能将痛苦转化为供人鉴赏的奇观。真正的伦理立场要求作家警惕自我感动，转而检视自身凝视的位置与动机。这并非要求文学保持疏离，而是促使它建立一种更具反思性的共情机制——让读者在感知他人之痛时，同步意识到自身观看行为的局限性与权力关系。如同鲁迅笔下冷峻解剖国民性的笔锋，桑塔格式的写作拒绝提供廉价的慰藉，它迫使读者与自身的不安共存。
文学对真相的承诺必然包含对历史幽灵的对话。桑塔格在《同时》中强调，面对集中营、战争等极端历史事件，传统叙事模式往往失效。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论断构成巨大挑战。桑塔格虽未直接否定诗歌的可能性，却坚持文学必须承认自身表达的限度与不可能性。她欣赏策兰诗歌中破碎的语法与喑哑的隐喻，它们以形式的崩塌承载着难以言说的历史创伤。真相在此并非清晰还原过去，而是忠实于记忆的沉重与语言的困境。如同张爱玲笔下香港沦陷时“一刹那的谅解”，历史真相常存在于宏大叙事缝隙中那些未被命名的个体颤栗。
桑塔格对文学的“责任”定义始终拒绝教条化。她反对将作家简单归类为公共知识分子或唯美主义者，坚持思想必须挣脱任何预设的框架。在《重点所在》文集中，她对看似“非政治”的舞蹈、戏剧形式的分析，暗含了对多元化认知方式的捍卫。文学的责任不必然体现为直接的政治干预，更在于拓展感知的维度和思想的锐度。一部普鲁斯特小说对时间本质的勘探，或一部贝克特戏剧对存在荒诞的呈现，其颠覆性力量不亚于任何政论。桑塔格提醒我们，将文学窄化为道德说教工具，无异于剥夺了它最核心的活力——以复杂对抗简化，以怀疑挑战确定。
文字工作者仍需面对桑塔格遗留的诘问：在一个信息爆炸却真相稀缺的时代，文学如何不沦为噪音的一部分？答案或许潜藏于她所推崇的“新感受力”之中——一种拒绝被动接收、始终保持着批判性警觉的感知方式。当算法推送编织着信息茧房，当后真相成为流行语，文学的责任在于刺破认知惰性，重建事物与语言之间被磨损的联系。这不仅是技艺的锤炼，更是伦理立场的持续校准。桑塔格的一生实践印证：对真相的忠诚，最终体现为思想在每一个词语选择上的毫不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