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出让收入构成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这种模式深刻塑造了城市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与布局格局。回溯历史脉络，对土地资源的依赖并非全然现代产物。在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里，土地收益长期支撑着地方公共事务，无论是治理河道、修缮城墙，抑或维持地方教育体系如官学、私塾的运转，土地租金或实物地租扮演着核心角色。这种历史逻辑以新的形式在当代延续，展现出极强的路径依赖性。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性日益凸显，土地使用权出让收益成为弥补收支缺口的关键，土地财政应运而生。
这种融资模式直接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实现跨越式发展。地方政府依托土地抵押融资或出让金注入，大规模投入道路、桥梁、管网等市政硬件建设。地铁网络的快速扩张堪称典型例证，许多城市新规划线路往往优先连接待开发的新区或新城，这些区域的交通便利性提升又反过来带动地价预期上涨，形成资金投入的良性循环。例如青岛地铁建设资金便大量来源于沿线土地的增值收益。土地出让金的定向使用，为城市骨架的拉伸与骨架内部功能的完善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能。城市空间形态被土地市场逻辑深刻形塑，公共服务布点亦随之调整。
教育资源的配置与土地财政紧密交织。新建中小学所需的巨额资金投入，其来源常与地块捆绑开发紧密关联。开发商在获得核心区域或新区优质地块时，往往被要求配建学校并移交政府。这使得新建住宅项目得以配套高品质公立学校，满足居民就近入学需求。这种模式加速了城市教育设施的扩容与更新，客观上提升了部分区域的教育供给水平。随之而来的“学区房”现象，则是土地价值与教育质量高度绑定后的市场反应，优质公共教育资源成为拉动特定区域土地溢价的核心要素。
城市医疗设施的建设同样深受土地财政影响。新建大型公立医院的选址与规划，常需考量其对周边区域土地价值的提振潜力。地方政府倾向于在规划新区或重点发展板块预留医疗用地，以此吸引人口集聚并提升区域成熟度。医院项目的巨额投资，部分需通过周边配套商业、住宅用地的出让收益来平衡。当三甲医院分院落户新城区，该片区公共服务配套短板迅速补齐，土地市场活跃度显著增强。成都天府新区、武汉光谷等区域的发展历程，清晰地印证了大型公共医疗设施布局与土地开发联动的内在逻辑。
公园、绿道、体育场馆、文化中心等公共休闲文化设施的供给，更是直接依赖土地财政的支撑。建设并维护此类场所耗资巨大，短期内经济回报有限。地方政府主要通过整体区域开发模式进行资金平衡，即利用片区核心地块的高溢价出让收入，来补贴公共绿地、文体设施的建设运营成本。许多新城区能迅速形成环境宜人、配套齐全的生活空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以地养公”的运作机制。深圳前海、苏州工业园区等案例，均展示了如何通过科学的土地价值捕获机制，实现高品质公共空间的大规模、高标准供给。
不可否认，过度依赖土地财政也带来潜在隐忧。公共服务供给的可持续性面临考验，一旦土地市场降温或进入存量开发阶段，相关建设维护经费来源将面临压力。公共服务的空间分布不均衡性可能加剧，开发热度高、土地价值高的区域往往优先获得资源投入，而老城区或偏远区域的更新改造则可能相对滞后。部分城市公共服务的布局带有明显的资本导向特征，需警惕纯粹市场逻辑对公共福祉最大化目标的可能偏离。地方政府正逐步探索多元化的公共服务融资渠道，寻求土地依赖的逐步降低，但这绝非一蹴而就的过程。三十年间，土地财政如同一条强劲的纽带，将城市物理空间的拓展与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牢固地联结在一起，其影响已深深嵌入中国城市的肌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