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臣苏轼调任杭州知州时，西湖葑草淤积严重。他并未仅以疏浚工程应对，而是将清理出的淤泥堆筑长堤贯通湖岸，既解决交通难题又添西湖十景之一。此后更划拨官田设立治病坊，以田租收入维系民间医疗机构运转。这类举措超越传统地方官职责边界，暗合当代”政府CEO”的经营思维——以企业家精神整合资源创造公共价值。
城市经营的本质是资源优化配置。晚清上海道台在租界压力下筹建南市马路工程局，引入现代融资方式发行公债，开创中国地方政府信用融资先河。当代深圳早期建设者面临同样资金困局，借鉴香港经验推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土地出让金反哺基建的循环模式被称作”第一财政”。这种将土地资源转化为资本的做法，使地方政府角色从单纯管理者转向资产经营者。
资源转化需匹配精准服务定位。南宋《咸淳临安志》记载临安府设置四厢都巡检使统筹防火、治安，可视为城市综合管理的早期实践。当下杭州”城市大脑”系统延伸此思路，通过交通数据实时调配信号灯，使救护车抵达时间缩短47%。苏州工业园借鉴新加坡经验建立企业发展服务中心，集成工商注册至政策申报全流程，企业开办耗时压缩至三个工作日。服务集成度直接决定要素吸引力，全球资本流向往往与政务服务效率呈正相关。
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考验治理智慧。唐代长安东西两市设市令管理交易，但官营质库常与民争利。现代城市引入PPP模式建设基础设施时，香港地铁”轨道+物业”开发值得借鉴：政府授予地权开发收益补贴运营，乘客享受低价便捷交通。上海老港再生能源中心引入法国威立雅专业运营，政府通过严格排放标准与履约评价实施监管，实现公共服务品质与财政可持续平衡。
文化软实力构成城市经营深层竞争力。《东京梦华录》描绘汴梁勾栏瓦肆的市井文化，实为吸引人才的隐性基础设施。成都将2300年水利文明融入天府绿道规划，使都江堰智慧在骑行步道中延续。苏州博物馆新馆由贝聿铭设计，传统园林元素与现代建筑交融的文化地标，带动平江路文旅消费增长三倍。这类文化资本转化印证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理论——象征资本可转化为经济资本。
城市经营存在边界与伦理挑战。明初南京皇商垄断市场致物价腾贵，官府强制平抑反致商品短缺。当代某些新城盲目扩张引发”鬼城”现象，折射GDP导向的治理偏差。雄安新区规划明确”不搞土地财政”，将部分土地收益注入社保基金，尝试建立发展红利全民共享机制。德国弗莱堡市将市议会财政审批权移交市民代表大会，市政债券发行需公投通过，此类制度设计确保经营行为始终锚定公共价值。
地方政府CEO的本质是公共服务创新者与公共价值守护者的复合体。当姑苏城的古运河游船搭载5G信号穿行，当成都茶馆里创投路演与盖碗茶同台呈现，城市经营的艺术恰在于将商业效率的活水引入公益之渠，让《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市井繁荣在制度创新中永续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