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浪潮下，国家文化政策正经历着深刻的转型，其中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复兴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这一转型背后蕴含着诸多深层动机，与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以及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息息相关。
世界范围内，现代性困境犹如阴霾笼罩。人本主义的过度张扬放纵了人的欲望，资本为解决生产过剩催生的消费主义，使人类陷入未实现欲望的煎熬与实现欲望后的空虚这一恶性循环之中。从物质匮乏时代步入精神苦闷空虚时代，经济下行更是加剧了这种煎熬与苦闷，我国所谓的 “内卷” 现象便是其生动写照。在这种大背景下，各国都在寻求应对之策，而我国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态度的转变，便有了更为深刻的内涵。
国家不再如文革 “破四旧” 那般丑化儒家文化，反而通过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等形式弘扬传统文化，将文化输出机构命名为孔子学院。这一方面是出于凝聚民族精神与文化输出的考量。在全球多元文化的碰撞交融中，拥有独特且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是在世界舞台上彰显自身魅力、增强民族认同感与向心力的关键。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倡导的仁爱、礼义、忠信等价值观，历经数千年传承，早已深深烙印在民族的灵魂深处，对其弘扬有助于唤起民族的集体记忆，筑牢民族精神的根基。另一方面，从世界应对现代性困境的宏观视角来看，整个世界都在为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带来的问题所困扰，从社会经济学层面而言是资本主义引发的矛盾，而其根源在于人的欲望放纵。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儒家重德修身、节制欲望的理念曾是规范社会秩序、引导人们行为的重要准则。当现代社会陷入欲望的泥沼时，儒家文化中这一宝贵的思想资源自然重新进入国家文化政策的视野。
然而，国家文化政策的这种转变却引发了部分人的恐慌与抵触。一些人对儒家的猛烈批判，源于他们对现代困境的根源缺乏深刻认知，既不理解困境是人本主义和资本逻辑下欲望放纵的结果，也未能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看待孔子及其学说。自五四以来到建国初期，我们曾脱离历史背景对孔子及其学说进行无理性批判，如今儒家文化有 “复辟” 迹象，便让他们感到不安。还有些科学主义者将中国古代未产生科学归咎于儒家，却忽略了全世界众多文明都未产生科学思维方式的事实，且科学思维的产生需要逻辑、数学、理念论等多种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近代英国也是在经验主义学说促使理论与实验结合后才催生出现代科技。
回首近代，鸦片战争的失败开启了中国的百年屈辱史，洋务运动未能挽救败局，甲午海战的惨败、八国联军侵华与庚子赔款，让民族承受了巨大痛苦。在这种痛苦与迷茫中，当时的人们将落后的责任归咎于传统文化，甚至一度欲废汉字而代之以罗马字母，这无疑是一种矫枉过正。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以儒家的阳明心学为根基进行明治维新，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很好地保留了儒家思想文化，并成功走向现代化。新加坡、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也未摒弃儒家思想，如今都已步入发达国家或地区行列。这充分说明儒家思想并非现代化的阻碍，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与现代社会发展相融合，为社会进步提供有益的文化滋养。
国家文化政策对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复兴，是在现代性困境背景下对民族文化的重新审视与回归。它既汲取儒家文化中节制欲望、凝聚人心等精华部分以应对当下社会问题，又在全球化语境中重拾文化自信，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石，也为世界文化的多元共生贡献独特的东方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