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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的节制与现代社会的焦虑:从人本主义到儒家修身养性的转变

在现代社会的喧嚣与纷扰中,焦虑如影随形,而其根源与欲望的放纵紧密相连。从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到现代社会深陷其中的困境,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欲望的节制之道,探寻从人本主义到儒家修身养性的转变路径。
人本主义在历史的进程中,曾以解放人性之名,过度地放纵了人的欲望。资本为解决生产过剩,催生了消费主义这一 “怪物”。人们在消费的漩涡里,未实现的欲望带来煎熬,实现后的欲望却又只剩空虚,如此循环往复,人类从物质匮乏的时代迈入了精神苦闷空虚的时代。经济下行之际,这种煎熬与苦闷更是被加剧,内卷现象便是其在我国社会的突出表现。各个行业陷入内耗,从盈利走向亏损,整体陷入困境,如同电影院中前排起立,后排被迫效仿,最终大家都疲惫不堪。
在这样的现代性困境下,当其他国家开始反思时,国内却有部分人对儒家思想猛烈开火,认为当下困境是对儒家清算不彻底所致。然而,国家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态度已悄然改变。不再如文革时期那般丑化,反而通过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等形式弘扬传统文化,将文化输出机构命名为孔子学院。这背后既有凝聚民族精神与文化输出的考量,更是因为世界应对现代性困境尚无良策。从哲学层面看,人本主义与理性主义难辞其咎;从社会经济学角度,资本主义的弊端尽显,而各国又无法脱离资本主义体系。追根溯源,皆是人的欲望放纵。
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节制欲望在诸多人类学说中被奉为美德。西方借助宗教,而中国则依靠儒家重德修身的理念。儒家思想中的修身养性,倡导人们克制私欲,以达到内心的平和与道德的完善。然而,一些人对国家重拾儒家文化态度的转变感到恐慌。他们或身处困境却不自知,既不明困境根源,又不懂以历史唯物主义看待孔子与儒家学说。自五四以来,我们曾脱离历史背景非理性批判儒家,如今其有 “复辟” 之势便觉可怕。更有科学主义者将中国古代未产生科学归咎于儒家,却忽略了全球众多文明皆未产生科学思维方式的事实,且科学思维的产生条件极为苛刻,仅有希腊凑齐部分要素,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学说促使理论与实验结合才催生近现代科技。
回首往昔,其他文明多将世界本质归结于神与信仰,而我们的祖先以道为核心,落实于德性与宗族,已属领先。近代以来,我们饱受西方列强压迫,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海战、八国联军侵华,一系列的惨败让民族背负剧痛,这痛苦在五四运动时期转化为对传统文化的无情打压,孔子成为众矢之的。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以儒家阳明心学为根基明治维新,成功实现 “师夷长技以制夷”,并保留了儒家思想文化。新加坡、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在走向发达的进程中,也未曾摒弃儒家思想。
儒家修身养性思想在现代社会的焦虑与欲望放纵的背景下,凸显出独特价值。它并非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而是能为人们提供一种节制欲望、化解焦虑的精神指引。我们应从人本主义的欲望泥沼中走出,汲取儒家修身养性的智慧,在现代社会中重塑内心的宁静与平衡,重拾文化自信,以更加从容的姿态面对生活的挑战与时代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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