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先生从气候变化的角度研究中国王朝更替，这一创举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科学思维，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 “第一性原理”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亚里士多德的 “第一性原理” 强调从根源、本质出发去探寻事物的真相。在哲学的长河中，前苏格拉底时期从自然出发追溯第一性原理，而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指出在物理和数学之前存在 “第一哲学”，即第一性原理。这种思维方式要求我们摒弃表面的、习以为常的认知，深入到最基础的层面去思考问题。
竺可桢先生在研究王朝更替时，没有局限于传统的政治、军事、社会等因素的分析，而是独辟蹊径地着眼于气候变化。他如同运用第一性原理思维一般，刨根问底，试图找到影响王朝命运的最根本性因素。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气候的变化对农业生产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例如，当气候温暖湿润时，农作物丰收，百姓安居乐业，王朝往往处于繁荣稳定的时期；反之，气候寒冷干燥，粮食减产，饥荒频发，社会矛盾激化，极易引发王朝的动荡与更替。这就如同在物理学中追问基本假设一样，竺可桢先生找到了气候变化这一影响王朝更替的关键 “假设”。
从历史实例来看，唐朝盛世时期，气候相对温暖，农业生产条件优越，这为唐朝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到了明朝末年，小冰河期的寒冷气候导致北方粮食大幅减产，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最终使明朝走向覆灭。这种从气候变化到王朝兴衰的逻辑链条，正是遵循了第一性原理思维中的严密逻辑关系，不引入无端的估计与假设，而是从可考证的气候数据与历史事实出发，层层推导。
同时，竺可桢先生的研究也体现了第一性原理思维的非连续性与创新性。它不是简单地在已有的历史研究框架内进行修补，而是跳出传统思维模式，从全新的气候视角重新审视王朝更替这一复杂的历史现象。这就如同从一条曲线跳到另一条曲线，从一个思维轨道跃迁到另一个思维轨道，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
这种基于第一性原理的研究成果，不仅让我们对中国王朝更替有了更为深刻、全面的认识，也为其他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它提醒我们，在面对复杂问题时，应像竺可桢先生一样，突破常规，深入本质，以创新的思维去探索事物背后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