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探索未知的漫长征程中，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堪称壮举，尽管他未竟全功，但却为后世开辟了广阔的视野。然而，这一伟大的探索之旅也引发了我们深刻的思考：应用是否限制了我们的抽象思维？
基础学科常被视作 “无用之用”，其研究成果往往在短期内难以看到实际用途，甚至在未来的应用方向也不明确。例如量子力学对恒星死亡过程的研究，以及天文望远镜对宇宙起源的探索，这些项目耗费巨大却暂无回报。但正是这些看似 “无用” 的研究，拓展了人类认知的边界，激发了抽象思维的火花。相反，当科学家陷入 “学以致用” 的陷阱，执着于应用，便不得不考虑诸多现实因素以确保 “能用”，这无疑会束缚思维的拓展。麦哲伦的理论本无问题，却未能完成环球航行，倘若牛顿一开始便以登上月球为目标，其思维或许难以触及宇宙的深邃维度。
实用主义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根深蒂固，这与西方学界对务实和务虚关系的清晰认知形成鲜明对比。西方科学家辈出，并非因其更为聪明，而是他们深知科学道路上的陷阱，而我们却常常将实用主义的陷阱当作终极追求。庄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 “无用之用，方为大用”，提醒我们从更大的系统去审视有用与无用的界限。惠子认为大葫芦无用而欲砸之，庄子却能看到其可制成小舟浮游江湖的用途，这一故事深刻地揭示了实用主义可能导致的短视。
兴趣在科学探索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伟大的事业往往难以用常规计划实现。那些看似当下无法达成的目标，或许正需要摆脱实用主义的束缚，依靠纯粹的兴趣去驱动探索。而传统意义上的人才，往往在处理繁琐事务和积累经验方面表现出色，但这种 “繁巨之才” 往往消耗大量精力，难以在抽象思维领域深入钻研，这也是名臣良将与科学家的区别所在。
从历史现象来看，诸多成事者往往源于一地之人才，他们凭借多线程缜密思维和丰富经验成就大业。然而，这也反映出实用主义在群体中的渗透。我们民族注重学以致用的思维，使得在诺贝尔奖的获取上与犹太人存在差距。孩子们读书往往为了高薪或完成任务，而非出于对知识的纯粹热爱和对抽象思维的追求。
我们应当认识到，过度追求应用可能会限制抽象思维的发展。在追求知识和探索未知的道路上，我们需要保持对 “无用之用” 的敬畏，挣脱实用主义的枷锁，让兴趣引领我们的思维飞向更广阔的天空，或许在那里，我们能找到麦哲伦未竟航程的延续，开启人类认知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