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陷入对 “有用” 与 “无用” 的纠结，而这也深刻影响着我们对人才以及思维模式的认知。
从基础学科研究来看，“学以致用” 的传统观念如同一道枷锁，限制了我们的探索边界。许多伟大的基础学科知识，如量子力学对恒星死亡过程的研究，哈勃、韦伯望远镜对宇宙起源的探索，短期内看不到回报，甚至没有明确的应用目标，但这正是其价值所在。一旦科学家陷入 “学以致用” 的陷阱，为了确保 “能用” 而处理无数琐碎因素，其思维便难以纯粹，无法拓展到更广阔的维度。麦哲伦的环球航行虽理论依据无误却未能完成，牛顿若以登上月球为出发点，或许就无法构建出宏大的经典力学体系。这警示我们，有用的追求会限制抽象能力，而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实用主义不仅限制科学探索，还导致短视。惠子眼中无用的大葫芦，在庄子看来却可做成浮游江湖的小舟；同样，能调制不皲手药物的配方，在不同人手中价值迥异。这告诉我们，不能仅以当下的实用标准来衡量事物的价值。
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伟大的事业往往难以按计划实现，那些看似当下无法达成的目标，也许正孕育着伟大的突破。未来人才的衡量标准或许会发生改变，天才往往隐藏在普通人中，安静地探索着自己的兴趣，而非被批量制造的 “人才” 模式所束缚。
在中国历史上，诸多成事者起于一地之人才。如刘备得诸葛亮，刘邦以沛县众人起事，朱元璋依靠凤阳兄弟成就霸业等。这些事例背后，是 “繁巨之才” 的作用。所谓 “繁巨之才”，能日理万机，处理行政管理与军事中的琐事，并协调各事之间的关系。当一个人具备多线程缜密思维的天赋，再加上经验的积累，便成为传统意义上的人才。若有雄心壮志，更能带领团队成就大业。这种人才的形成依赖于团体建立的传统，以及经验在群体中的沉淀与传承。
然而，我们也应看到，“繁巨之才” 虽能在现实事务中取得成就，但与科学家所需的纯粹探索精神有所不同。华夏民族受学以致用思维影响，在诺贝尔奖得主数量上与犹太人相比差距明显。许多孩子读书为了高薪或完成父母任务，而非出于对知识的纯粹热爱。
我们应当认识到，要突破传统思维的局限，培养既具备 “繁巨之才” 处理现实事务的能力，又拥有多线程思维进行深度探索的人才。摆脱实用主义的短视，尊重兴趣的引领，让无用之学有生长的土壤，如此，我们才能在各个领域释放出更强大的力量，走向更广阔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