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智慧的传承如同一座闪耀的灯塔，照亮着我们前行的道路。然而，有一种智慧却常常被我们忽视，那就是 “无用之用”。为何说无用之用才是最大的价值呢？
从基础学科的研究来看，其往往着眼于那些看似短期内无法应用的领域，如量子力学对恒星死亡过程的探索，以及哈勃望远镜、韦伯望远镜对宇宙起源的追寻。这些研究耗费巨大却无短期回报，然而正是这些看似 “无用” 的探索，推动着人类认知的边界不断拓展。当一个人陷入学以致用的陷阱，其思维便会被局限于当下的实用性，无法纯粹地进行深入研究，从而难以取得更大的科学成就。麦哲伦虽理论依据无误，却因现实应用的种种考量未能完成环球航行；牛顿若仅以登上月球为出发点，其思维也难以拓展至宇宙维度。这都表明，有用的追求会限制我们的抽象能力，而无用之用却能让思维在更广阔的空间翱翔。
回顾历史，实用主义常常充斥着我们的内心。惠子认为大葫芦无用而欲砸之，庄子却能看到其可制成小舟浮游江湖的大用；调制不皲手药物的配方，在不同人手中发挥的作用截然不同。这说明，我们对事物有用无用的判断往往受限于当下的认知和实用思维，而忽视了其潜在的更大价值。实用主义还会导致短视，我们为了眼前的利益和实际用途，可能错过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发展机会。
在人才培养方面，中国传统的学以致用观念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们一直强调 “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孩子们读书多为了赚高薪或完成父母任务，这与诺贝尔奖得主中犹太人占比高形成鲜明对比。犹太人更注重对知识本身的探索和追求，而我们的实用主义思维使得我们在培养创新型人才、探索基础科学领域方面相对滞后。
然而，无用之用并非真的无用，而是一种超越功利的智慧。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当人们能够摆脱功利的束缚，静悄悄地探索自己的兴趣，或许能在那些看似无用的领域发现真正的大用。正如西方学界早已清晰认识到务实与务虚的关系，康德写出《纯粹理性批判》这样的巨著，而庄子在两千多年前也喊出 “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的智慧之语。我们应从更大的系统来看待有用和无用的适用度，摆脱实用主义的短视，让智慧在无用之用中得以传承和发扬，为人类的发展开拓更广阔的前景。